在建筑行业，疫情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疫情前签订合同的项目。2019年10月签订的总包合同，当时并未对疫情作出相关约定，如今面临疫情索赔的问题，该如何定性？又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时间是关键因素。合同签订于2019年，而新冠疫情暴发于2020年2月。根据《民法典》第180条，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果合同签订时间在疫情暴发之后，索赔可能会受到限制。但如果订立合同时疫情的严重程度无法预见，比如从轻微的局部暴发发展为全球大流行，那么索赔仍有可能成立。这就好比夏季施工时，承包人虽能预见高温、暴雨等常见灾害，但对于30年一遇或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显然是无法预见的。
其次，疫情的性质需要明确。《民法典》第180条和第533条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不可抗力的必要条件是“不能克服”，意味着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情势变更则强调“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公平”。新冠疫情本身并非不可抗力，而是其引发的政府管控行为，如停工、停业等，才可能构成不可抗力。如果疫情管控导致施工成本大幅上涨，例如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这是否构成情势变更需要具体分析。例如，钢材价格上涨30%，对于砖混结构工程可能不算情势变更，但对于钢结构工程则可能构成。
在合同未约定疫情后果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根据《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行使索赔权利。根据2017年施工合同示范文本17.3.2条规定，承包人可以索赔的内容包括：顺延工期、主张发包人分担停工损失（如大型机械租赁费）、负担增加的支出（如人员工资、防疫支出费用）。如果疫情导致情势变更，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重新协商增加的各种支出；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解除合同。
索赔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做好记录，包括政府发布的停工通知、疫情监测通知、工地考勤记录、各种支出证明等；二是依法通知，告知监理或发包人并附上相关记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索赔有理有据。
总之，疫情索赔并非无解。只要把握好时间、性质、路径和定量等要素，依法依规操作，承包人仍有可能维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