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尔认为，替罪者必须既有罪又神圣，是为了让他被社会暴力杀死时，不引发暴力的再复制。这种双重性不是矛盾，而是机制性的：他必须被合法牺牲。今天的“国男”就被构造成这样一个替罪者：他必须不断被羞辱，但又不断被寄予“你改变了世界就好了”的希望。他们不是被赋权，而是被赋罪（整个今天所谓进步主义逻辑的核心框架，至少是核心框架之一）。女性性在这当中并不只是受害者，而是一种“合法性中介”与“象征裁定者”。她们不是杀人者，但她们让杀人变得神圣。现代性中，真正统治秩序的是这种“非暴力的象征控制力”——这就是女性性在祭司结构中的功能性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