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写下：“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他们托到光明的地方去。”闸门这个隐喻来自中国古代传说中“雄阔海力托千斤闸”的故事：相传，隋炀帝将各路叛王围困在了扬州，用千斤闸封锁了他们逃生的唯一出路。关键时刻，“两臂有万斤之力”的好汉雄阔海托起了千斤闸，直至同伴们撤离险境后、力竭而死。
这个古希腊神话英雄式的故事，让鲁迅印象深刻。他认为，将“黑暗的闸门”托起，以确保下一代安全离开，是那一代所有中国人的使命。直到数十年后，迅的隐喻被一名叫夏济安的文学研究者留意到。1964年，夏济安在美国亚洲学会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的文章，在开头段落中，夏济安不厌其烦用英文复述了那段关于闸门的传说。
1981年，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收录了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并在中国大陆出版。但出于意识形态的顾虑，乐黛云本人亲自翻译这篇文章时，对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以至最终出版版本与夏济安原作面貌迥异。
夏济安曾雄心勃勃地想要出版一部阐述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著作，计划收录了包括《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在内的许多文稿，并提前为这部作品拟定了书名——《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运动文学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1968年，夏济安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夏济安的胞弟、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的夏志清，将兄长的遗作整理成册，交给了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说来扼腕，夏济安多年来浸淫英文文学领域，博闻强识的他立志要写出第一流的英文小说作品，在世界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却不幸于壮年天折，最终只能凭借与中国文学有关的学术著作和已出版的个人日记被后世人纪念。在夏济安的身前与身后，林语堂、张爱玲、哈金等许多杰出的中国作家都曾向英文文学的高地发起过冲锋，但只有夏济安留下了永远的悬念。
夏济安与夏志清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罕见的“双子星”。夏济安昔日的学生，如白先勇、刘绍铭、李欧梵、陈若曦，在之后的岁月中均成长为了华人文坛中闻名遐迩的人物。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德威（刘绍铭的学生），将这对文学家兄弟与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西晋二陆（陆机、陆云）相比—从某些角度看来看、这个比喻的确神似：夏氏兄弟都拥有广博的文学见识与写作才华，作为文学研究者，两人的眼光也都很毒辣：夏志清挖掘出了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等作家的文字魅力，而夏济安则被认为在小说创作上天赋异禀。如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早已作为汉语文学批评领域的权威著作、为中国大陆所熟悉，但哥哥夏济安却面貌模糊。随着夏志清成长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海外泰斗，夏济安的名字更是逐渐成为了一个停留在1960年代的遥远传说。
回到1960年代，传统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鲜见。作为文学批评者，如何保持论断与考证的旁听性、便成了一大考验。在这部作品里，夏济安以鲁迅、蒋光慈、瞿秋白、丁玲等左翼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左联”成立到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权，细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脉搏。但在夏济安去世时，冷战阴云仍旧日密布，意识形态、传统束缚和政治压力，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了巨大而黑暗的闸门，这让他们无力在作品的文学性上投入更多的工夫。
作品出版后，有人评价夏济安“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虽然标题容易让人误解，但事实上、《黑暗的闸门》怡怡流露出了夏济安对于左翼作家的同情。《黑暗的闸门》一经问世，就迅速成为了海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批评家，夏济安的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