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窗外的天还浸在墨色里，陈秀兰就已经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肚子里的动静。那小家伙不知在里面翻了个身还是伸了个懒腰，硬生生把她从浅眠中顶醒。她侧躺着，手轻轻覆在隆起的肚子上，那里像揣着个沉甸甸的西瓜，每一寸皮肤都被绷得发亮，连带着腰也酸得像要断了似的。

旁边的王建国睡得正沉，呼噜声此起彼伏，震得她耳膜嗡嗡响。她不敢动，怕吵醒他。这个男人是她的依靠，也是她的枷锁。三个月前，当她拿着验孕棒，看着那两条红杠时，腿都软了。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前面生大女儿晓雅时是二十九岁，生小儿子明明时是四十三，都是险象环生，更别说现在这把年纪。

“建国，我……”她当时嗫嚅着，话还没说完，就被王建国打断了。他正坐在杂货店的柜台后，一边数着零钱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怀了就生呗，多个人多个伴，将来也好给明明做个伴。”
她张了张嘴，想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想说家里已经够挤了，一间三十平米的老房子，住着她、王建国、上高中的晓雅、三岁的明明，再来一个，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想说杂货店的生意也就那样，王建国每天守着店，赚的钱刚够糊口，还要供晓雅上学，给明明买奶粉，哪还有余钱再养一个孩子。

可这些话，她终究没说出口。她忘不了两年前，自己带着明明，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站在民政局门口的样子。前夫赌光了家里最后一分钱，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她是被赶出来的。那时天寒地冻，明明发着高烧，她抱着孩子在路边哭，是王建国把她拉进了他的杂货店。
“先住着吧，”他当时说，“我这店后面有个小隔间，能落脚。”

她就这样住了下来，后来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他。王建国不算坏人，不抽烟不喝酒，就是脾气有点倔，大男子主义得很。家里的事，从来都是他说了算。他供晓雅上了重点高中，给明明买最好的奶粉，这些，她都记在心里。所以当他说“生呗”的时候，她只能点头。她没有底气说不，就像晓雅周末回来时，偷偷塞给她两百块钱，说“妈，你买点好吃的”，她嘴上说“妈有钱”，手里却紧紧攥着那钱，晚上偷偷塞进晓雅的书包里——她哪有什么钱，王建国每个月只给她几百块买菜钱，多一分都要问清楚花在哪里。

肚子里的小家伙又动了，这次更厉害，像是在用脚踹她的五脏六腑。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额头上瞬间沁出一层冷汗。她慢慢挪着身子，想坐起来喝点水，刚一动，腰就像被刀割了一样疼。她咬着牙，扶着床沿，一点一点地往上挪，每动一下，骨头缝里都像塞了沙子，硌得慌。
好不容易坐起身，她不敢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摸索着地上的拖鞋。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屋，拿起暖瓶想倒水，却发现暖瓶是空的。她叹了口气，走到厨房，打开煤气灶，开始烧水。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在她布满细纹的脸上。她看着自己的手，粗糙、干燥，指关节因为常年做家务而有些变形，虎口处还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是前几天切菜时不小心划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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