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备注：准确说，《论语》是孔子子弟辑录孔子的发言，但此处为行文方方便，故写成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其中“述”指对西周礼乐文明（包括《诗》《书》《礼》《乐》）进行系统的整理、精选与诠释，如通过“删订赞修”等方式；而“不作”则明确了他的角色定位——孔子不自视为开创制度的圣王（如周公制定礼乐之“作”），而是以谦逊态度传承道统。这一立场基于孔子“吾从周”（《论语·八佾》）的信念，认为周文化是借鉴前代、发展完备的理想模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虽未直接引用该语，但用史实佐证了孔子追寻三代礼仪的实践。司马贞于《史记索隐》中以“父作子述”类比史学传承，将“作”解为开创基业、“述”视为继承完善，反映出汉唐时期此概念已被赋予权威象征意义。至宋代，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明确区分“述，传旧而已；作，创始也”，强调孔子仅传递先王旧制而无创新，借此为理学构建道统合法性提供依据。这些文献相互关联，共同阐明了“述”是积极的文化使命（整理传播），而“不作”体现对圣王创制权的尊重（不另立新统），孔子在坚守传统与崇尚古制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守护而非革新为核心的文明延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