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北大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著名文化史学者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一书。该书揭示了“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宣称继承阿波罗神荣光、以英明神武、艺术卓绝、权力专断形象示人的君主——其耀眼的公众形象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制造”。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核心洞见在于，这种近乎神话的自我宣传（集中于凡尔赛宫，强化绝对王权），恰恰源于法国王权在当时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时代背景——民众对君主制的厌倦与抵制越深，官方就越需要高调神话君主以巩固统治，将专制推向顶点的做法本身就暗含了深刻的脆弱性。这种通过文化符号和权力运作“制造”统治者形象的现象，并非西方独有。晚近几年，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虽未明确征引伯克之作，却从中国史学脉络展现了相似的逻辑：他聚焦《资治通鉴》如何为了宋代的政治道德教化而重塑、甚至“制造”了汉武帝晚年“悔过”的形象。辛德勇指出，司马光在运用史料（尤其是价值极高的唐朝部分以外）处理汉史时，存在明显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m）问题。此外，已故南京大学陈蕴茜教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则有力地将这一“制造”主题拓展至近现代中国，剖析了“国父”孙中山如何从一个历史人物被系统地建构为国家象征，服务于国族认同的塑造，成为这一路径上又一重要佳作。这些跨越时空的研究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命题：越是需要动用国家力量、文化资源大规模“制造”并神化统治者（如路易十四、汉武帝之形象塑造，或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强化皇权），往往越折射出其权力基础在当时所遭遇的深刻挑战或合法性的焦虑，统治者的光辉形象本身就是时代需求的投影和权力意志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