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我小时候看戏可不是坐在那里看或者听那么简单，作为观众，你必须懂得如何叫好（也就是喝彩）。作为戏台上的主要演员（那个时代叫角儿），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碰头好”，就是甫一出场台下立刻响起一片彩声，这个彩声可以是观众齐声叫一声“好！”，这个“好！”可不简单，因为那是观众们用尽力气大声嚷嚷所爆发出来的；除了“好！”，同时也有人大声发出短促的“哟！”或者“呃！”。这个彩一定要喝在节骨眼上，早了迟了都不行。这个“碰头好”对演员是莫大的鼓励，台上台下马上有了交流，演员精神百倍，观众也情绪高涨。现在可不同了，名角出场，台下来一些疏疏落落的掌声，以前那股子热烈的气氛就谈不上了。
鼓掌是西方习惯，京剧既是国粹，为什么不提倡有民族特色的喝彩呢？据说禁止（？）喝彩的理由之一是怪声叫好可能妨害别人欣赏京剧艺术，但真正的内行叫好简直就是京剧艺术（包括其他地方剧种）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我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老戏迷们听戏（他们真的是低下了头甚至闭目静听而不是看戏）不断微微摇头晃脑，当听到台上唱到精彩之处，只是轻轻地从喉咙里哼出一个“好”，不但绝对不妨碍别人以及台上的演出，甚至等于在教育坐在一旁的像我那样初入门的孩子，使我能开始略窥京剧艺术的门径。如果把这种有学问的喝彩改成鼓掌，那还成个什么样子！
看戏时高声喝彩，是极为需要艺术修养的一种学问。戏迷们在积年累月的实践之后，大多能渐渐入门而在恰当的时候叫好。看文戏是如此，看武戏的时候，在节骨眼上喝彩对演员尤其重要。试想一个人身穿大靠，背上插了四面靠旗，头上戴了重重的头盔，有时还有两根翎子，即长长的野鸡尾，再披着两条粗大的狐尾，还要手持大刀或者长枪翻身跳跃，在锣鼓“崩咚锵”中准确地单足着地而来一个“亮相”（即摆一个美观英武的姿势），那可有多难啊！如果不在“崩咚锵”的“锵”结束的当口及时大声来一个“好！”，岂非辜负了那位经过至少八年苦学和毕业后天天练功的演员的辛劳以及他对艺术的忠诚？
当然，叫好不能随便乱叫，台上的演员一句还没有唱完就叫好，那等于是听名家钢琴演奏，在一曲未终的时候就鼓掌一样不成话。所以，善于叫好也可以成为专业。以日本为例，他们的国剧歌舞伎在演出时，便雇请专人在剧场内叫好。这些人都是老资格的歌舞伎迷，不但懂得什么时候该叫好，而且还懂得怎么叫，也就是懂得该用怎么样的声调、多大的音量叫以及喝彩的长度。这些叫好者往往埋伏在大剧院的战略性地点，在演员出场以及该叫好的时候大声叫好之后，立刻“转移阵地”到另一个“战略位置”，以便在下一个关键时刻叫好。他们为什么不在固定位置叫好呢？就是为了教育观众，让更多的观众学到在什么时候叫好以及用什么音量叫好。
为了提倡和普及京剧，我们该不该向日本学习（其实据说日本的叫好艺术是学自中国的），那就得留待专家们来研究了。但是这些专家却不能是京剧的门外汉，外行去研究内行的事，肯定行不通。
叫好这门艺术其实同样存在于西方，和中国不同之处是他们不是在节骨眼的半道上叫好，而是在演奏方终止时，马上由知音人士大呼“Bravo！”（意大利语“硬是要得！”的意思）。要是你在钢琴家弹到一句精彩的地方忽然来一个“Bravo！”，那当然要引起震惊了。
我就曾因为一时兴起，又于事前没有入境问俗，而有过一次颇为尴尬的经历。记得那大概是1971年左右，我到华盛顿公干，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说有来自中国台湾的歌剧在肯尼迪中心演出。我当然知道那是京剧，和东道主提起，他十分有兴趣，便设法弄到票和我一同去欣赏。记得那晚第一个剧目是《古城会》，讲的是关羽在护送二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以及在黄河渡口刀劈秦琪之后，到古城找寻结义兄弟刘备和张飞的故事。那天扮演关羽的是李桐春（名武生李万春的胞弟），他一出场，我马上给他一个“碰头好”，啊呀不得了，几乎全场的人都站起身朝我看，坐在我旁边的美国朋友也大吃一惊，不知道我发什么神经病，连台上的关羽和马童也看了我一眼。我这才知道我可能在肯尼迪中心创下了纪录，此后就一声不发、静静看戏。当然，这出戏演毕，台下发出了掌声，我虽然也鼓了掌，但还是觉得只叫了一次好，大大的不过瘾！
在散场时，我对美国朋友说，我方才的喝彩方式是我们中国“歌剧”的特有学问，我从小就是在这种喝彩的气氛下长大的。他虽然不置可否，但知道我绝不会说谎。此时我们步出剧场，还有人在向我这个不懂规矩的中国人看，好在我的美国朋友遇到几个熟人，对他们解释说：“他们在中国看戏，都是像我这位朋友那样大声喝彩的。”尽管人们听了将信将疑，但我总算过了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