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鸿蒙诞生，不为人知的故事
观察者网：鸿蒙生态正在快速发展。您能否回顾一下鸿蒙诞生的历程，当时都有哪些考虑？它最初是华为集团层面的规划，还是业务线从下向上的推动？
王成录：鸿蒙第一个版本是在2016年5月立项的。但实际上，从2015年六七月份内部就开始讨论这个事情，一直到2016年3月底，基本确定了系统要怎么做，5月正式立项，开始做第一个版本。
当时推动我们做鸿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华为自身产品需求的牵引。当时华为主要是在安卓平台上做智能手机，但华为追求的不只是普通产品，而是要做极致体验。这种追求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操作系统进行深层次的修改和优化。但要做这些修改，就需要谷歌的认可和通过。虽然安卓是开源的，但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谷歌手里。要让它接纳你的修改，必须有一个完整可行的方案，不是说说概念就能通过的。我们当时也希望通过努力，争取进到谷歌的主干版本中，因为我们发布的版本需要获得TA（可信应用，Trusted Application）。没有这个，就没法发布版本。
第二个原因是对未来的判断。这一点是华为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华为内部有一个机制叫 SP（战略规划），现在应该已经到“826”了。这个“8”是有含义的，指的是华为收入突破了800亿人民币。当时汇率大概是1:8，也就是超过了100亿美元。那一年虽然华为收入破百亿美元，但更多人感到的是压力，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对管理和业务判断的要求就越高。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华为就开始做“801”的战略规划，“01”代表第一期。这个战略规划是华为所有三级部门以上的组织每年都要做的。我当时是二级主管，下面有17个三级部门，他们每年都要做自己的战略规划。这就使得整个华为公司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行为：大家始终要思考未来三到五年业务的变化和走向。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下，我们就慢慢养成了思考未来的习惯。看未来，就要看技术趋势、行业发展和竞争格局等，内部叫“五看”，就是要系统全面的思考未来业务。
当时我们决定做鸿蒙，除了自身产品升级的需要，也基于对未来智能设备爆发的判断。那个时候，像Fitbit这样的智能手环开始流行，扫地机器人也开始走进千家万户，比如科沃斯、石头等品牌都做得都很好。当时我们就在想，未来消费者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如果每一个设备都需要反复配对，肯定非常麻烦，体验一定不够好。那能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操作系统，让这些设备“说同一种语言”？这样协同就会变得简单。
所以，第一大驱动是华为想做出具有独特竞争力的高端产品，第二大驱动是我们对未来“万物智联”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个系统要长成什么样。毕竟一下要决定做什么并不容易，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决定不做什么，再决定要做什么。

我们首先决定的就是——不再做一个“单设备操作系统”。换句话说，我们不想再去重复做一个安卓或者iOS，而是要做一个真正支持多设备协同的操作系统。这也就成为鸿蒙第一个核心设计原则：一套系统满足多设备运行需求。今天回过头看，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然后我们开始深入讨论“万物互联”的具体形态。当时还是叫IoT（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些设备之间如何连接。这个过程中，我们受到了一段早年经历的启发，也得益于华为做通信产品多年的经验。
2016年春节前后，我们在西安把鸿蒙的分布式设计原则讨论清楚了。这里我再讲一个故事，关于鸿蒙分布式软总线是怎么诞生的。
那是2005年，我还在华为核心网产品线，就是做固定交换机、移动交换机的产品线。我们当时特别希望能打开海外市场，第一个项目是在香港机场交付了一个小交换机。后来，沙特电信主动找上我们。当时他们在找华为之前，几乎把全世界主要电信设备供应商的交换机都试过了，都没有满足要求，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在“Hajj”期间，全球穆斯林集中到麦加进行朝觐，移动通信量暴涨，所有通信系统都承受不住，基本都会崩溃。
当时的交换机最大能支持的是同时接入40万用户，但朝觐时会涌入两三百万人。在找华为之前，包括西门子、北电、阿尔卡特等其他厂家的设备都顶不住，年年都宕机，给沙特电信造成巨大损失，因为这几天是国际话务收费最好的时间，于是沙特电信找到了我们。
我们第一年交付时，通过网管实时监控交换机CPU占用率，三分钟改一次数据，当我们发现话务量上来后，采取了应急策略——保留手机到手机的通信，限制其他通信路径，算是勉强撑住了，虽然还要打五六次电话才通一次，但已经进步很大了，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宕机。但沙特电信说第二年不能这样，不然还得换掉我们。于是我们回去就思考，40万门的交换机怎么满足几百万用户的需求？于是我们就创造性地做出“MSC POOL”（资源池）的方案——把其他地方闲置的交换机硬件资源，用来处理高负载区域的话务量。
所以当时在讨论鸿蒙万物互联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为什么不能像在沙特电信做的“POOL”一样，虽然硬件物理上分布在不同地方，但处理话务的逻辑上是一台设备。
观察者网：这就是鸿蒙分布式能力的概念？
王成录：是的, 万物之间的联接为什么不能像“POOL”一样来做呢？
这个概念后来启发了鸿蒙的分布式软总线设计。软总线，就是让不同物理设备在逻辑上变成“一个系统”，设备之间就像是通过“虚拟光纤”一样相互连接。这是鸿蒙的灵魂所在，但很多人并不理解鸿蒙的软总线到底是什么，把鸿蒙当做安卓的替换，原因就在这。鸿蒙的软总线技术打破了设备之间的物理边界，实现了真正的软件定义硬件，这是鸿蒙今天真正有资格、有巨大的可能成为未来万物互联操作系统的最核心因素。
现在手机、平板和电脑之间的融合体验，比如你在电脑屏幕上碰一碰，就能直接将手机的图片插进去，这种感觉就像在操作同一台设备中的不同文件夹一样。这是我们当时从MSC的理念（MSC = Multi-device, Seamless, Collaborative，多设备、无缝、协同）中汲取的第二个核心思路。
第三个鸿蒙的DNA，就是一次开发，多端部署。这来源于两个动因：一是未来不同设备不一定都运行APP，但每个设备可能都需要某种应用。如果单独适配，那开发成本会高得不可接受。二是开发人员最讨厌“移植”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却极其耗时耗力。
当时我们考虑，在万物互联时代，能否让开发者只写一次代码覆盖所有设备，减少移植工作。所以我们把应用结构拆成三层：UI界面层、业务逻辑层、用户数据层。我们发现，APP开发中UI部分的代码量往往占比最大，大概40%-50%。如果将来各种设备的屏幕分辨率不同、形状各异，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开发者移植工作量会剧增。
所以我们把UI也做了组件化，就像一个“栅格系统”，比如：把设备屏幕适配分成12个等级。开发者不需要关注屏幕尺寸、分辨率，系统会自动匹配合适的UI组件，只需要“打勾”即可部署到不同终端。这就实现了“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的目标。
总的来说，鸿蒙系统的诞生要归功于两大驱动： 一是华为产品需求驱动；二是华为长期以来的战略规划机制，锻炼了我们“向未来看”的能力。

在这两个大的驱动力之下，我们才总结出鸿蒙操作系统要实现的三个核心特征，也可以说是“鸿蒙的三个DNA”: 1. 面向多设备的统一系统； 2. 分布式软总线能力； 3. 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其他像操作系统的技术架构，鸿蒙和传统操作系统的架构逻辑是相通的。但这三个DNA，决定了鸿蒙和传统操作系统本质上的不同。
观察者网：刚才您从产品需求和高端化层面讲了推出鸿蒙的考虑，但外界最初了解鸿蒙，感觉它更像是制裁下“备胎”的角色，当时华为内部是怎么规划的？
王成录：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华为内部的研发机制。
华为的研发分三段：第一段是大家熟悉的“2012实验室”，思考的是五到十年后的未来技术。这个实验室下设中央软件院、硬件工程院、海思和研发能力中心等部门，基本承担的是华为未来技术扫描和前沿探索的任务。第二段是产品线，比如余总所在的终端就是一个产品线，无线也是一个产品线。产品线的研发承担的是“两段职责”：第一是“预研部”，负责三到五年的技术预研；第二部分才是产品交付，也就是当下产品的研发。所以，这是华为内部一个“时间轴覆盖”的研发机制，确保了对技术趋势的扫描不会遗漏。
具体到鸿蒙系统，当时主要有几点考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要想实现差异化，必须进行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就必须有一个验证平台。如果没有载体，技术就无法真正闭环。因此鸿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关键的创新技术，在鸿蒙系统上先行验证。
验证成熟后，再回到安卓系统上的EMUI进行落地。内部有个通俗的说法，叫“抽屉式替换”：就是把安卓EMUI上的某一模块抽出来，然后替换成鸿蒙系统的模块。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一旦把它抽下来，跟周边系统的兼容性就会成为巨大挑战。举个例子：我刚到终端做的第一个版本，就是把安卓原有的文件系统换掉。因为安卓自带的文件系统，在ROM上的随机读写能力很差，碎片率高，主要问题是算法不好，后来我们又陆续换了内存垃圾回收算法、进程调度机制、运行时系统、System server等。所以，华为当时的核心出发点，是为了让EMUI持续有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必须依赖一个完整的平台来做持续验证。当时内部叫“抽屉式替换，沿途下蛋”。就是说一边替换，一边沉淀成果。
观察者网：这个是不是为了解决安卓“越用越卡”的问题？听您讲下来，感觉鸿蒙的诞生更多是从未来用户需求层面进行考虑，当时对“备胎”问题考虑的多吗？
王成录：这个肯定有考虑。我是2012年调到中央软件院，之前在核心网产品线。调到中央软件院后，我大概花了三个月时间思考，这个部门的定位到底该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做软件最痛苦的事情是：软件太容易被当作配套。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央软件院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为各个产品线提供组件，那和外包公司差别不大。我们或许层次高一点，但本质上还是“服务”的状态。所以我认为，中央软件院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方向，思考未来软件的竞争力该怎么构建。所以我就提出一个原始的想法：中央软件院应该以“产品思路”来做软件，而产品就应该具备竞争力，具备发展路径和版本迭代。
在中央软件院那段时间，我大概用半年多的时间，规划出了“软件基础设施1.0”的系统框架。这个1.0版本，把操作系统、数据库和虚拟机打包在一起。然后，把无线、网络、核心网等多个产品线都当成“我的用户”。他们要告诉我，未来他们的产品竞争力要构建在哪里，运营商真正需要什么。这也是我当时的优势，因为我刚从产品线出来，对产品线的运作模式和用户需求都非常清楚。
为了让软件团队真正具备“自己的思想”，我当时专门派了二十多位软件的同事深入一线，比如沃达丰、法国电信、德国电信、美洲移动（America Movil）等系统部。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从没接触过客户，但我认为，如果不了解用户真正需求，就很难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路。我对这些同事提了要求，一定要多跟一线客户交流，多参与答标测试。从答标过程中看清楚用户到底要什么。

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对“软件基础设施1.0”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核心其实还是操作系统，因为操作系统几乎是软件能力的集大成者，几乎所有的软件都是依附操作系统平台来聚合的。比如数据库、编译器，广义上就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虚拟机更是如此，内核更不用讲了。所以在一年之后，我就非常明确地认为：华为必须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因为有了操作系统这个统一的平台，我们就有了独立观察未来软件技术走向的视角，也拥有了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抓手，这个想法在当时算是“萌芽”了。
大概2013年或者2014年的战略规划（SP）汇报上，我就跟公司做了汇报。当时的判断是：如果全球未来再诞生一家能构建出完整操作系统生态的公司，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中国。但当时的判断和现在有一些偏差，当时我认为最有潜力的三家公司是阿里、联想和华为。在那个时候，这三家公司，无论是从业务角度，还是技术积累，都有这个能力。
后来我进入终端部门后，这个思路就变得更加清晰。因为终端这个行业，极度强调生态和用户体验的竞争力。生态的核心基础，就是操作系统。我在调到终端部门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操作系统相关的准备和讨论了。这个讨论从2015年持续到2016年3月底，基本上把整个鸿蒙操作系统的特征定义清楚了。2016年5月正式立项，这个立项是在产品线的“预研部”进行。那时预研团队大概有180人，我调出110人专门来做鸿蒙操作系统1.0版本的开发。2017年5月完成了1.0版本开发，7月向任总做了汇报，获得了认可。
之后公司资源就开始跟进，鸿蒙系统的发展也就水到渠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将成熟的技术模块沉淀下来，落到EMUI系统上，实现了非常良性的“内循环闭环”。如果没有美国的激烈制裁，我们可能不会那么早就对外发布鸿蒙系统，但EMUI也会在这种技术牵引下越做越好，逐步逼近鸿蒙的目标状态。如果我们把软总线能力完全嵌入EMUI，其实已经实现了鸿蒙系统90%以上的能力特征。
观察者网：所以早在2017年，鸿蒙第一个版本就已经做好了，2019年美国制裁是不是加速了鸿蒙发布的节奏？鸿蒙当时准备的怎么样？
王成录：鸿蒙并非因为制裁而仓促启动，早就准备好了，2019年只是顺理成章的发布节点。2017年7月我们给任总做汇报，非常成功。大家最不理解的，其实是“软总线”这个概念。哪怕今天讲的“碰一碰”，很多人也只是略有理解，并不了解背后的深层逻辑。我记得给任总汇报，当时演示的一个核心场景特别形象，拿的是阿里的智能音箱。我们在这个音箱上放一首音乐，然后用手机靠近这个音箱，一旦软总线连接上，音乐播放界面立刻就显示在手机屏幕上，相当于给音箱“装了一块屏幕”。背后的逻辑是：通过软总线，手机和音箱被“融合”为一台设备，手机变成音箱的控制界面。当把手机拿开，超出无线覆盖范围后，音乐依然继续在音箱里播放，这场演示几乎让在场所有人都“哇”了一声。

观察者网：鸿蒙分布式软总线的核心技术都涉及哪些方面？
王成录：这要从“总线”这个词本身说起。软总线的本质，和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总线”概念是一致的。在传统计算机中，总线是把CPU和各种I/O设备连在主板上的物理线路。而软总线，就是把总线的“载体”从有线变成了“无线”。
软总线的启发，一是沙特电信的案例“POOL”这个理念，二是来自手机的启发,。当时提出这个概念还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大家觉得完全不可能，而我当时非常坚持，因为我们的手机其实没有线跟网络连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手机也一直通过无线通道跟基站保持连接，能实现语音、数据的实时通信，说明无线完全可以实现高可靠连接。那为什么不能把总线搬到无线网络上？再比如电信行业的通信协议，我们今天的电信系统，其实跑的底层协议就是TCP/IP，本质上是个“包交换”协议，从理论上讲，它并不适合实时通信，但我们照样可以打电话，说明通过系统优化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有系统化的设计能力，完全可以通过无线来承载“总线”功能。
于是我们在软总线开发中，只保留了Wi-Fi的物理层，完全抛弃了它的高层协议。我们在物理层之上，重新设计了一套软总线的“指令集”，来实现设备之间的调度与协作。这个逻辑其实和今天的AI很像。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NPU（神经网络处理单元），它并不是简单地把AI代码压进芯片，而是通过“AI算子”做中间映射，系统软件调度算子，算子再映射到底层硬件指令集，这就是AI的全栈模型。
我们做软总线也是一样的路径：从系统软件、应用软件，映射到软总线的统一指令集，指令集再和底层硬件协同，形成设备之间的无缝协同。所以我认为，软总线是整个鸿蒙操作系统的灵魂。我从华为出来到了深开鸿后，也经常跟合作伙伴分享，几乎每次都强调：没有软总线的系统，就不叫鸿蒙系统。如果鸿蒙只是单设备系统，那跟安卓几乎没区别，甚至在单设备、生态成熟度上还不如安卓。鸿蒙的真正价值在于多设备协同。如果用户只是把鸿蒙当成安卓的替代品，没有用到多设备协同的能力，那鸿蒙系统就没有体现它的价值。
观察者网：现在来看，安卓、iOS这些系统也在持续迭代，它们为什么没有构建出类似软总线的能力，甚至也没有提出鸿蒙这种“万物互联”的概念？
王成录：这个问题很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是特别骄傲，因为我们真的做了一次“大胆的技术突破”。第一，要感谢华为在通信技术上的长期积累和创新，比如刚刚提到的MSC POOL，这是华为最早提出并验证成功的，后来成了行业标准。第二，我认为当时我们团队的“非典型背景”也起了关键作用，我不是学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而是从通信背景出发，反而没有被已有的操作系统思维所限制。我大胆地提出在当时看起来“很不靠谱”的想法：无线也能做总线，那就叫“软总线”。当时甚至连内部很多人也觉得这是胡扯。怎么可能？哪有无线能当总线用的？但我特别喜欢《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说的一句话：“只要人类能想象到的事情，就一定有人能实现它。”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我们当时坚定地从需求出发，再加上在通信领域有成功做“POOL”的经验，我们相信：“万物互联”最终要变成“一个设备”。变成一台设备后，体验就会变得更便捷，设备之间没有数据格式转换，也不会有账号登录切换、数据搬来搬去。我们追求的是：让所有设备逻辑上像焊在一块电路板上一样协同运作。这才是真正的系统级协同。

观察者网：现在大家对华为观察越来越多后，发现华为比较擅长用“系统化能力”解决复杂问题，可能单点不是最强的，但系统可以做到最优，鸿蒙似乎也有这种基因。
王成录：说的太对了，系统化的能力解决问题。
观察者网：鸿蒙在2019年发布后，走了几年“双框架”的路线，现在又切换到不再兼容安卓的“单框架”路线上，生态构建的难度指数级提升，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王成录：鸿蒙坚定转向单框架，我认为背后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华为是受到美国制裁的限制。现在我们虽然能生产芯片，但制程想要有本质的突破其实很难。而双框架对芯片性能的要求更高，如果继续走双框架，设备的流畅性可能会退回到卡顿的状态，这对用户体验来说是一种巨大打击。
第二，鸿蒙本身有底气去做单框架。鸿蒙应用并不是简单把安卓APP拷贝一份，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分布式”为原生驱动力。在设计之初就充分发挥了多设备协同的能力。我认为，当分布式能力发挥得越充分，鸿蒙原生应用的开发动力就越强。因为这意味着设备协同越紧密，用户体验越丰富，单框架就是为了更好地释放这种潜力。
观察者网：鸿蒙现在走单框架路线，之前规划的分布式软总线，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反而现在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核心优势了？
王成录：这是核心所在。如果没有这些能力，就别想谈单框架生态。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分布式软总线这些能力，连鸿蒙的未来都谈不上。只有做到一致开发、多端部署，体验统一，整个鸿蒙生态才能跑起来。
观察者网：今天鸿蒙的发展，跟当初设想的一样吗？
王成录：基本上和我们当时设想的是一致的。
观察者网：鸿蒙生态现在发展的速度确实很快，虽然鸿蒙的目标不是替代传统操作系统，但如果将来想实现“三分天下”，还需要解决哪些挑战？
王成录：我认为目前“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已经成型了，关键是要站稳这个格局，并继续扩大，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硬件的体量。目前大鸿蒙生态里的硬件数量还不够，而这是整个生态的“底座”。 这也是像我们深开鸿这样的生态厂商存在的意义：把开源鸿蒙用到更多非华为的设备上。设备数量上来了，就给“大鸿蒙生态”提供了厚实的底座，这个底座越丰富，上层的应用创新想象空间也就变大了，使用频率增加，生态闭环才有可能建立。比如我们深开鸿，今年license的发放量预计就能达到几千万，覆盖到各类行业设备。虽然这些设备散落在不同场景，但当某一个行业的密度上来后，对上层应用的“拉动”就是指数级的。只要形成了闭环，开源鸿蒙生态的裂变就会非常快。
观察者网：通过设备数量的增长，让更多人能体验到鸿蒙的价值，从而驱动更多开发者和伙伴进入生态？
王成录：对，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去拉他们进来，而是他们自发就进来了。

02开源鸿蒙，做万物智联时代的根
观察者网：当初华为把鸿蒙操作系统开源，都有哪些考虑（华为于2020年、2021年分两次把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基础能力全部捐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该开源项目被命名为开源鸿蒙OpenHarmony）？
王成录：我认为主要是两点：第一做生态必须开放，操作系统本质上就是生态，封闭是做不成的，这没有悬念。第二是华为受到制裁之后，硬件业务受到很大限制。2019年，华为手机发货量达到了2.4亿台，接近三星，高峰时期一个月出货就超过3000万。但制裁之后，出货量一下子下降了很多。如果没有硬件承载应用，就更难吸引开发者。怎么办？那就只能往非华为硬件上发展鸿蒙生态，把鸿蒙带到千行百业，让各种各样的硬件都装上开源鸿蒙系统，与华为鸿蒙互联互通，这也是深开鸿这些开源鸿蒙企业的工作。
观察者网：当时鸿蒙是不是把软总线这些能力都开源了？
王成录：软总线开源了框架层，架构能力是有的，可以支持设备间的互联互通。
观察者网：作为鸿蒙团队的核心人物，您的离开对华为和行业意味着什么？
王成录：华为本身对鸿蒙的理解就非常好，我的独特性作用没有这么强，但是外部可不理解鸿蒙操作系统。说实话，我非常相信鸿蒙有巨大的潜力，也非常兴奋去做这样的事。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鸿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掌握“科技的根”的机会。
我到深开鸿后写过一个胶片，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思考，大家对鸿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定位。回顾历史，个人计算机的发明，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成为所有行业信息化的底座。虽然个人计算机的生产厂家并非不可替代，比如DEC、SGI、Sun Microsystems这些公司已经淡出历史，但是会有新的公司生产服务器和电脑。这个体系中，真正必不可少的是Intel和微软，如果他们两家任何一个停了，电脑行业可能就没有了，对人类的信息化影响巨大。手机行业的逻辑也一样，像酷派、HTC这样的品牌已经淡出历史，仍然会有新的厂商进来。手机厂商可以替代，但ARM和安卓无可替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科技领域具有统治性地位，核心就在于掌握了信息技术最核心的两个“根”：芯片和操作系统。
从这个角度看，鸿蒙的定位就是未来万物互联的底座，设备厂家可以成千上万。如果我们掌握了底座，就掌握了未来技术的话语权，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发自内心的兴奋点所在。如果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们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我从华为出来，一个原因是华为硬件受限，我们能施展的空间就那么大。而且华为懂鸿蒙的人越来越多，缺我一个没啥问题，但外界不懂鸿蒙。我出来自己做，比教别人做快得多，不如就拉一支队伍来做。所以我希望深开鸿要成为鸿蒙用到非华为设备的标杆，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释放鸿蒙的价值。

虽然深开鸿成立才三年多，但已经让几个关键行业看到了开源鸿蒙的核心价值。比如在河北高速位于唐山的一个10公里隧道中，我们通过开源鸿蒙把隧道中的风机、摄像头和传感器等设备用软总线连在一起，就像一台大手机一样，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编程。比如要改变隧道中的交通规则，原来要到隧道管理所的终端上一台台改信号灯、指示牌和限速标志等，而在开源鸿蒙的连接下，根本不用人到隧管所，相当于编写一个APP，比如“节假日运行APP”、“早高峰、晚高峰运行APP”，这些APP可以控制信号灯、指示牌的变化，相当于在手机上打开外卖APP，自动把GPS和商家的位置调起来，这个演示让客户非常震惊。
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叫“车来灯亮”。现在，高速公路隧道运营成本的第一大部分就是电费，基本占总运营成本的30-40%。所以他们就提出设想，车少的时候能不能把灯稍微调暗一点，车来的时候灯一定要亮，但这个想法在传统方案中实现不了。因为要实现的话，又得重新布一套设备，在唐山10公里隧道要花费200万和半年的时间，成本太高了。而在开源鸿蒙的体系中，只写一个应用就够了，这个应用把摄像头、震动传感器、毫米波雷达通过开鸿总线连起来，当三个传感器同时发现信号，基本可以确定是车过来了，然后根据发出信号的传感器坐标，把附近的灯打开，车走后灯继续暗下来，这让客户非常震惊，他们评价说这是一个完整的3.0解决方案，真正把智能化带到了交通领域。
类似的案例我们也在天津燃气场站落地，同样逻辑。
我们的理想目标，是用开源鸿蒙按照场景把万物连起来，变成像刚刚说的“POOL”一样，逻辑就是一台超级设备。我们在福州城乡建总大厦的大楼里，用开源鸿蒙将楼里的3000多台设备连在一起，那个大楼在我眼里就是一台大手机。原来摄像头只能拍照，现在可以根据不同业务场景与不同设备组合，产生全新能力。我跟很多人讲过，他们不理解把门禁跟摄像头连起来有什么用。我说智能手机发明之前，也没人理解照相机和电话机会产生什么关系，但今天这两个设备组合在一起，才产生了我们今天离不开的应用，比如银行APP扫脸转账、身份安全识别……我们内部有个理想目标：让整个物理世界可编程。只要接入开源鸿蒙，任何设备在我眼里就变成了手机上的“模块”，怎么组合它、用它，都可以靠软件定义。设想一下，原来工业领域设备功能都是固定的，现在通过开源鸿蒙，让他们“按不同需求组合”，相当于把一个硬件的能力放大了几十倍、几百倍，这个价值太大了。
观察者网：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鸿蒙还是被理解成华为手机的操作系统，实际上它还可以成为数字世界万物互联的底座。
王成录：说的太对了，如果把鸿蒙仅仅理解为安卓替代，那只是鸿蒙5%的价值还不到。

03深开鸿，要打造自己的“Wintel”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今年深开鸿还进入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发布了全国首个基于开源鸿蒙的机器人操作系统M-Robots OS，进入这个新兴领域有哪些考虑？
王成录：技术逻辑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看得很清楚：机器人这种硬件形态，本质和手机、Pad、车是一样的，只不过形态不同，底层逻辑一致，永远要发挥的是多设备协同能力。现在行业做机器人的主流路径，是厂家“封闭式一条龙”：自己做硬件本体、电机、系统、算法。我认为这是生态和技术严重割裂、重复造轮子的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无法做出好产品。机器人这么复杂的产品，最适合的路径就是大家做好分工。
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我向团队提议给广东省的领导们写一个建议书，强调机器人产业要走横向拉通、纵向分工的路线，而不是复制现在机器人厂商这样的模式。广东最适合把底层能力整合起来，有基础，有生态，有产业聚集。机器人这么复杂的产品，应该像手机电脑那样，分工明确、生态协作。我们不应该去复制谁，而是像过去华强北那样，形成一个多元供应、模块协作的产业体系。其实我们早在前年就跟哈工大重庆研究院一起拿到工信部重大专项——人形机器人专项，其中的操作系统是由深开鸿承接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换ROS1和ROS2中间件，增强实时性，并加入开源鸿蒙的分布式多设备协同能力。
机器人要想发挥人类期望的作用，不可能靠单体完成任务，一定要协同，就像人类社会不是靠个体，而是靠家庭、企业、组织形成的。三台机器人协作，能做一台做不了的事；未来三十台、三百台，就走出了“异构多机协同机器人操作系统”的路径。M-Robots OS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单设备系统”，而是为机器人“群体协作”设计的。我们给机器人群体一个任务，它内部能智能分配、协作完成。这背后所需的能力和理念跟开源鸿蒙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开源鸿蒙擅长的。这也是我们发布M-Robots OS背后真正的逻辑。
观察者网：一次开发、多端部署，这种能力可以在机器人场景中发挥作用吗？
王成录：这是个好问题。实际上，“一次开发、多端部署”这个理念，跟硬件形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经常打比方让大家更好理解：机器人不就是一个没有屏幕、长了腿的手机吗？我们为什么非要用控制终端和一根线去控制它？为什么不能像控制手机一样，在上面开发无数的应用去创新呢？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会有很多创新。今年我们很快就会发布非常有创造力的机器人使用方式，完全不是今天那种用手柄控制的方式。将来，机器人上会催生出无数个应用的创新，我们可以调用不同的应用，机器人就能完成不同的任务。
观察者网：作为一家以软件为核心能力的企业，深开鸿现在也在做一些硬件，比如开发者设备“开鸿Bot系列”，这些动作又有哪些考虑？
王成录：我们非常聚焦，深开鸿一直的定位都是做“生态平台企业”，这个从未改变，而且我们坚决不动摇。我们做硬件，是为了三个目标。
第一，要让大鸿蒙开发者门槛降到最低。生态要发展，门槛一定要低。我们做“开鸿Bot”只有一个目标：希望所有做鸿蒙生态的开发者，不管是写App的，做系统二次开发的，还是做开源鸿蒙硬件的，都能“一站式”解决开发问题，不用再到处找工具，可以在开鸿Bot上一站式解决。比如今天做一个设备，先得用Windows电脑下工具，代码编译完了再烧录到设备上，麻烦、效率低、门槛高。我们就是要把这一整套工具链和AI能力整合在一起，打造成最强大的一站式开发环境，让开发更简单、高效、有保障。

第二，做出“样板房”，让大家看到鸿蒙的无限可能。鸿蒙能不能用在手机以外的设备？这事儿不能光说，必须做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做的硬件，就是用来做showcase。我始终坚持，最终要做的是万物互联时代的“微软”，是做系统的，现在还是“教大家”的阶段。
第三，软硬一体牵引系统进步。软硬件要双向理解，只有深度理解芯片、板卡、硬件，才能把操作系统做得更好。我们做硬件不是转型，是为了更好地做系统。更聚焦，才能把技术扎深。在研发层面，我们现在投入了400多人，但说实话，做一个成熟的操作系统，这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现在的研发重点是安全、通信和模块化解耦，这是最核心投入的方向。等将来业务发展之后，我们还是要扩大研发投入，至少需要1000人以上的研发团队。
观察者网：现在是不是还处在开发者教育阶段？你们跟硬件厂商的合作怎么样？
王成录：没错。不过到了今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走出这个阶段了，他们理解了，也愿意深入合作了。我们内部也在构建自己的“Wintel”模式。你看微软+Intel是PC生态的底座，我们也要有开源鸿蒙+芯片厂商的联合底座，而且跟芯片厂商有非常深度的合作。
我们不仅仅是做适配，而是在设计规划阶段就一起。这其实是受谷歌和高通的启发。谷歌在圣地亚哥有一个将近400人的团队，专门与高通一起，做软硬深度融合。他们并不是芯片出来后，操作系统适配，而是一起判断，比如XR时代到来以后怎么办？大家一起来规划系统怎么做、芯片怎么做。这个模式太重要了，软硬融合越彻底，能力释放越强，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Wintel”模式。
观察者网：鸿蒙未来的想象空间很大，但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开源鸿蒙社区里华为依然是最大贡献者，深开鸿已成为第二大，怎么吸引更多人加入开源鸿蒙社区？
王成录：我认为最核心的还是要让大家真正看到鸿蒙的价值。大家加入社区，初期动力可以是好奇或热情，但持续参与必须依靠“商业闭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要太看重“贡献量”的排名，而是要看“贡献方向”的价值。我们7月计划将“M-Robots OS”操作系统正式开源，这是国内第一个基于开源鸿蒙的机器人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我们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联合了多个机器人厂家与学术界机构，比如哈工大、清华、北航都参与了进来。
目前，深开鸿在机器人领域已经与十几家企业合作，我们希望用开源的方式，快速整合国内机器人领域的力量。我们做的是底座，不做最终产品。谁理解得早、用得好，就能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好的产品会吸引更多厂家进来，生态就能自我滚动，这会形成正向飞轮效应。所以，我们在开源社区的运营上要更成熟，要看“代码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比如说无人机领域也一样，如果有厂家张罗起来组织开源，也能迅速带动整个生态的发展。归根结底，关注价值，才是关键。当然代码的量本身也是一个维度，它也有意义。

04鸿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中国操作系统人才的发展，相比之前有没有出现一些改观？
王成录： 我觉得变化非常大。
首先，从高校端就能明显感受到：无论是985高校还是应用型大学，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开设与开源鸿蒙相关的课程。而且不仅是课程，很多高校老师也在和华为、深开鸿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操作系统的教学和研究，合作越来越深入。举个例子，2022年5月，北京理工大学就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了“信创学院”，由中软国际、北京理工大学和深开鸿三方共建的，并且是经过工信部和教育部批准、全国唯一一个以开源鸿蒙为核心培养人才的学院。现在已经是第四届招生了，每年招收30个本科生和30个研究生。
研究生的招生情况，出乎我们的预期。第一年招生的时候，就几乎把北理工最优秀的学生都吸引过去了。现在四届下来，整体效果非常好，大约有20%左右的毕业生加入到了深开鸿。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大环境让大家逐渐看到了鸿蒙的价值，在行业需求推动下，这两个因素会推动越来越多的老师、学生、开发者参与进来。
比如北理工之后，哈工大已经将开源鸿蒙课程纳入研究生选修课，未来很可能也会推广到本科，甚至变成必修学分课，西工大等高校也都在逐步跟进。应用型大学走得更快，像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这两所在高职院校里是全国排第一和第二的，基础设施甚至超过了很多211大学，而且学生动手能力特别强，我们和深信息联合共建了“开源鸿蒙高等工程师学院”，课程全部围绕开源鸿蒙来设计，理论+实践，一体化推进。
我们还正在和深信息建立一个“协同交付中心”，不只培养学生上完课拿证书，更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真实的商业项目进行交付。这种模式有点类似企业外包，我们会把一些商用项目的固定部分长期交由学校团队负责。这是非常值得探索的一种新模式，学生能直接参与商用项目，等于在真实环境中实战，学习效果远胜于考试。对学校来说，如果每年能接到几百万的真实项目，也是巨大的吸引力。长远看，他们甚至可能发展出企业化能力。我上次在石家庄跟教育部职教司一块开会时，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中国有4000多万在校大学生，是非常优质的人才资源。但除了重点高校，很多学生做的“课题”其实是虚的、无效的。如果企业能通过“协同交付中心”方式，真正将这些学生纳入产业协同中，将极大释放他们的价值。
这些学生一毕业就能上手，不需要再经历转型培训了。我认为只要这种实战平台建立起来，效果会越来越好。今年深开鸿的目标是和10所学校建立协同交付中心。对我们来说，这也相当于获得了一批稳定、相对低成本的研发力量。
观察者网：之前您曾说过，有一半的精力都放在人才培养上，现在还是这样吗？
王成录 ：是的，一方面是布道，另一方面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推动人才培养。

观察者网：任总之前接受采访时说过，开放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您怎么看待开源开放对中国软件产业的意义？
王成录：我完全赞同。开源对中国软件产业来说，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必须的路径。
中国现在有980万软件开发人员，比很多国家总人口还多。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全球领先的软件技术，是我们自己原创的。这显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开发者不聪明，而是机制的问题。中国软件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各自为政，小团队重复造轮子，浪费了大量资源，开源的机制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能看到彼此的成果，减少重复劳动。更重要的是，开源是贡献导向的，谁贡献多谁就能获得更多。
我常举个例子来解释开源和闭源：传统软件开发就像一家一户种地，信息不通互不协作；而开源更像是集体大农场，大家交流经验、优化管理、提高产量。再者，很多人对开源有误解，认为开源就意味着“吃亏”。我在华为做开源推动时就强调，我们以为自己拥有最好的算法，但其实外面还有10万人可能做得更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开源最基本的好处，是让你能接触到经过全球社区严格评审的代码，那质量是非常高的。另外就是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创新协同，开源让大家看到彼此的进展，实现真正的优势互补。这对中国软件产业的提升是系统性的。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推动大家理解开源的价值。很多甲方还认为开源不安全，其实正好相反。一个能被社区接受的开源项目，意味着已经被成千上万人审核过，比闭源代码更安全、更可靠。
观察者网：未来中国可能会有几十种、上百种操作系统，它们可以建立在像开源鸿蒙这样的底座上。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做开源鸿蒙的厂商之间怎么避免重复造轮子？
王成录：这个问题非常好。第一点，只要大家都遵循开源社区的机制来开发，重复造轮子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社区本身就是最好的协调机制。
第二是合作。刚加入深开鸿那一周，我就给每一家鸿蒙相关厂商的董事长写了封信，希望大家合作，彼此互补。做操作系统这么复杂的事，靠一家公司几十个人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定位就是做最底层的底座系统，不做最终产品。比如我们做了笔记本电脑，但只是示范案例，别人愿意做，我们就让出来。我们想做的是像微软那样的平台，不做戴尔、惠普。
第三，有时候是“撞了南墙才回头”。有些厂家刚开始觉得能单干，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做不出来，最后还是愿意回头合作。举个例子，深开鸿在安全领域投入了54个研发，拿下了EAL5+认证，还在申请EAL6+认证。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最高安全等级认证之一，基本可以满足99%的行业需求。我们还拿到了公安部的等保四级认证，还有完整的开源供应链体系。这三年我们做了这些，合作伙伴看到成果后都说：“我们根本做不了。”
所以这些成果我们愿意共享，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我们把底座做好，其他厂家面向行业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和几家厂商达成了初步合作，让他们基于我们的底座去做行业方案。最近我参加了一个闭门会议，华为召集了最主要的鸿蒙生态伙伴，我们也提出了“抱团合作”的倡议。鸿蒙创造了无数的空间，不像安卓只做手机，它可以分布到教育、能源、交通、工业等各个领域，空间大得很。只要分工明确、团结合作，复杂事情也能做好。

观察者网：您对鸿蒙的未来有哪些设想？会有一些具体时间周期吗？
王成录：开源鸿蒙一旦真正落地，将会像智能手机改变人类消费行为一样，彻底改变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它所构建的是一张“设备按需组成的高质量物联网网络”，会成为人类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底座。
具体周期上，to C端华为基本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持续扩张，包括硬件和软件体验的扩张。to B端，尤其是国家关键基础行业，比如交通、能源、城市生命线等，我认为2028年之前是黄金窗口期，如果再放宽一点就是2030年之前，这也是我们内部的里程碑。对于深开鸿来说，我们只专注10个行业领域，目标是在这些领域中，用到开源鸿蒙的项目中，至少30%~50%采用深开鸿版本。我对这个目标很有信心，也很坚定。
观察者网：最终还是要做成生态型的技术公司？
王成录：对，开源鸿蒙生态平台型企业，一起推动这个生态发展。鸿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历史性机遇，掌握核心技术，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完毕，好文放在这，有时间可多复习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