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虽然也是将日本老生常谈校园霸凌作为创作母题,但是其切入的角度是有价值的。对比来看,国内舆论由于对校园霸凌或未成年犯罪惩戒和再教育匮乏的不满,将这些社会问题归纳为“天生的恶魔”,滑向血统论或优生论;而这部作品呈现出了家庭和学校责任缺失对子女后天教育的负面影响——老师对学班级社会生态的漠视、女二对女主的霸凌是对其母亲家暴的潜意识模仿。
但是作品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触达仅止步于此。

作者明明抓住了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教育责任的缺失这一问题根源,但是拒绝将该主要矛盾作为剧情的核心,故事的起承转合被局限在青少年的自我和解,而章鱼P则成为真·悲剧的舞台装置,其作用是加速青少年的堕落和故事走向的恶化,最后让章鱼P牺牲自己强行包饺子。
这就为什么整个故事看起来很拧巴——明明家庭和学校是罪魁祸首,却游离于青少年的创伤、和解与成长之外,支付代价的则是章鱼P。

进一步而言,作者如果想让两个姑娘真正意义上和解,那就必须让两个姑娘直面自己的家庭的冲突,而不是在泥沼中互相伤害。要么就一路颠到底,让两个姑娘把父母送上天,和章鱼P开始流亡之旅;要么就走一个温馨治愈的路线,让两个姑娘在章鱼P的帮助下互相体谅对方,协力化解家庭矛盾,达成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
归根结底,故事崩坏的源头就是作者对学校和家庭问题的回避。说句不好听的,整个故事就没让当爹妈的反思过自己,全是当子女的搁那里“亲憎我,孝方贤”。

可以说这个故事的创作思路本就蕴含一种日本社交文化里对社会尊卑秩序的服从,而日本文艺作品对校园霸凌探讨为什么难绷的症结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