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在自诩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统治下。路易十四从一六六一年亲政起，就把注意力放在绝对君权制的建立上，并借助教会的力量把绝对君权推向巅峰，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
他的名言是：“朕即国家”，这绝非只是一句唬人的狂言，而是他对一系列集权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他的统治下，巴黎高等法院和全国三级会议形同虚设，只能顺从他一个人的意志。他向各地派出亲信充任钦差大臣，将原先极有实权、在各地称王、称霸的各省大领主总督，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后来又索性将各地的显贵统统召进凡尔赛宫成了仰他鼻息而生存的“宫廷侍臣”。
他不立首相、免得有人跟他分权；在政府内部，他虽设立了若干个专门委员会供他咨询国务、但决定拟只掌握在他和几个亲信手中，这就使他成为了真正大权独揽的君王。
集权的结果初步实现了法国政治、司法和财政的统一。相比于封建割据的局面，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使法国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许多隐患，造成了种种潜伏的危机。
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曾经为称霸欧洲而四面出击，先后与荷兰、西班牙等国交战。战争为他赢得了大片土地，也使他与欧洲大多数国家交恶。一六八九年，在法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的威慑下，已经惊恐不安的欧洲各国，又被路易十四驱逐新教徒的举动而激怒，他们几乎全部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欧洲的霸主。
战争自一六八九年起延续了九年，结果不仅使法国失去了制海权，还大大削弱了法国国内的绝对君权。一七○一年又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法军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便一一败再败，甚至连本土都被入侵。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法国的财源枯竭，再加上饥荒和生产的下降，引起了人民普遍的不满。在路易十四生前就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
“太阳王”种下的另一颗恶果，是由他无情的宗教政策引出的。
路易十四建立绝对君权，依据的是“王权神授”的理论：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他是神意在人间的代表，神权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和靠山。正因为如此，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取缔新教教派——加尔文教派。
法国的新教，在亨利四世颁布了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南特敕令”后，曾得到较大的发展。后来虽屡遭迫害和战乱，到路易十四朝，仍有百万新教徒集中在巴黎和法国的南部、西部等地。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渴望在社会上层争得一席之地的资产者和对现实不满的下层人民，其中不乏金融家、工业家及身怀绝技的手工匠。
出于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路易十四在国内纵容对新教徒的迫害。
一六八五年，他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正式宣布取缔“南特敕令”。于是，新教教堂纷纷关闭、教士被逐，公开和私下里的礼拜仪式一律被禁……在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下二十万新教徒逃离法国。
此举使法国周边国家受益匪浅、从逃亡者那里，英、德、荷、瑞等国或获得资金、或求到人才、或取得技术，大大促进了他们各自国家工商业的发展，而法国却因此蒙受了人、财两空的重大损失。
不仅如此，它还引发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据记载，一七○三年时，法国有“一大部分人暗地帮助加尔文教派。他们的战斗口号是：不要捐税，要信仰自由”。残酷的宗教迫害使本来业已存在的信仰危机，变得愈发严重起来。
2、当“太阳王”殒落时，法国的绝对君权制已走向衰败，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愈演愈烈。
路易十四身后留下了巨额债款。由奥尔良公爵主持的“摄政会议”，被偿还债务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被迫部分地接受了一个名叫约翰·劳的苏格兰银行家的改革方案：
大量发行纸币以加快货币流通、促进消费和生产，尽快偿还债务。银行发行了相当于国家储备金六倍的纸币，这种危险的应急办法不久就露了马脚。银行倾刻倒闭，财政灾难犹如洪水一般卷来。
个别人从股票交易中发了横财，但大多数人却被洗劫一空，从此不再信任银行。这场深刻的信用危机，给法国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使国家的实业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各国。
路易十五的政府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继续将法国拖入对外战争中，已丧失了欧洲霸主地位的法兰西，此时更加举步维艰，在对外战争中连连败北。特别是在“七年战争”中，法军在美洲及印度战场上被英军打得惨败，失去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
当国家处于逆境时，法国王室仍然挥霍无度，不知收敛。路易十五始终热衷于打猎和追逐美女，他宫中又养了一批贵族”食客”、这些人领着极高的俸禄，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战争的失利和王室的巨额开支都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十八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王国，土地分配不均，往往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当时，教会占有了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还要向农民征收十一税；占人口百分之二的贵族又占有耕地的四分之一。
农民们用十分落后的生产工具作极恶劣的条件下辛勤耕作，有的还不得不出卖劳力。年景不好时，这些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证，还要承受极重的赋税，当然对现存制度充满了忿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