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后的中国诗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稿）
   瓦兰
对于当代汉语诗歌而言，尤其进入90年代后，已是一个没有代言人，没有领导者，没有明确的背景，甚至见证者也在含糊其词的状态。对汉语诗歌异常敏锐，能够准确把握诗的内在特征以及能够真正深入诗人内心的研究者或批评家也绝无仅有。批评家大都保持观望态度并保守地守着头脑里固有的那几个诗人；那几个诗人如果不写了，批评家也就无事可做；任何一种新鲜的艺术能够广为传播，都是靠很多无名小辈发自内心的喜欢所至，正是这种遥相呼应，才让那些不屈的诗歌精神得以幸存。批评家一般在一种新艺术刚开始的时候，都表现的异常冷漠，唯恐因为某种草率而毁了名声。他们总是要等到火焰已无法扑灭时才会出现。朦胧诗也是如此。今天的诗歌写作正被更加灰暗更加朦胧的氛围笼罩着。大多数人都会说：诗歌不行了。你们一定会以为这是诗的一种不幸，但是对于诗人来说，时代根本不能对他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她从未把时代放在眼里。也就没有所谓的幸与不幸。虽然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二流国家的三流时代，而且我们的脑子里只有实用主义，一切都是为了有用，并无明确的精神指向，诗人们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并对之发起了挑战。艺术拒绝实用主义。
我今天站在这里，首先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其实要我来描述这种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不是评论家。评论家们已经销声匿迹。我所能做的是让你们感受到从诗歌而来的那一道灰暗朦胧的光线，感受到与诗的秘密存在的关联--按照我的诗学观，诗既揭示秘密的存在，又保护这一秘密的存在--这构成诗歌写作的内在困难，而且感受接近美与表达美的艰难。在这个意义上，"灰暗"与"朦胧"这二个词决不是否定与贬义上的，它恰好表征出了诗本身的特征。它也符合诗的基本品质，比如它的音乐性；内在节奏；自由精神；对诗歌的诽谤已经太多了，有趣的是，这种诽谤大都来源于所谓的诗人，其实公众从未诽谤过诗，他们哪里有时间去阅读或诽谤诗。恰恰相反，诗人在公众的心里至少不那么坏。一些受快餐文化影响的诗人，为了扬名与标新立异，便开始诋毁那些成就斐然者，去年发生的那场"知识分子"与"民间立场"的争论，最后终于演变为相互的恶意的攻击。难道每个诗人都要为自己辩护一番？这倒是诗人真正的不幸，诗歌无需辩护，你爱读就读，你不读就等下个世纪的人来读。在这个三流时代，大多数人对诗的热情就像死鱼一样，几乎不可能被唤醒。
我可以为你们简单描述一下80年代即朦胧诗的贡献，对于我们60年代出生、80年左右开始写作的诗人而言，朦胧诗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夸大都不过分的。你们也一定熟悉北岛、多多；顾城、扬炼、舒婷、江河，昌耀以及仍然在精神病院的食指，这几位诗人的写作划开了一个时代，即不再按艾青等以及老一代的方式写作。朦胧诗的出现虽然仍然带有国家与民族振兴的使命，但她主要的贡献在于：让诗回到了诗歌和个体本身。朦胧诗解决了"自我"的问题。使"我"成为主体。事实上，只有"我"成为主体之后，诗歌才能完成它确立的首要基础。在完成对"自我"的肯定之后，朦胧诗之后的中国诗人，开始涉入其他主题。
朦胧诗告诉我们：诗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她在要求自己的独立，让诗歌回到自身，主要表现在诗歌对意象的处理上，正是在诗歌用意象说话这个前提下，她获得了"朦胧"这个称呼，当然在当时是贬义的，但如果诗歌的质地与核心不再是意象，她如何与小说和其他的文体相区别？而且诗歌的意象是语象，是语言本身所呈现出的象，她与画的象也不同了。这语象是自身显示的，她并不去表现外物，反倒是外物要靠语象才得以显现，因为诗歌所表现的事物是新的事物，总带有陌生感，她带来对事物的新的经验。橡树是在舒婷的歌唱中才那么美；天空在北岛的机智与反讽中才显现出它的压抑；小的事物之为小，小的那么精致与动人，正是顾城的唯美的执着，才让我们看到事物小的那一面；而扬炼所追求的历史感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至于江河对淡淡的日常语气的捕捉，都是通过语象来表象的。当时的读者之所以读不懂，是因为没有自觉认识到现代汉语已经受西方语法影响发生了很大改变，语意变的繁复了，句子不再追求外在的韵脚。而且抒情也更加舒展，伸向人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