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楼一条，不编号。
《春秋》是具备历史属性的经书。
孔子以前，鲁国本有国史，《公羊传》称之为“不修春秋”，《左传》称之为“鲁春秋”，由二传的文字，我们能看出鲁国史书的两个特点：1.文字与孔子《春秋经》文字不同，孔子不是捧着原书照抄，即《春秋经》拥有孔子赋予的义；2.是以周公、伯禽为起点的，而《春秋经》以鲁隐公为起点，此间几百年的鲁国史，或已亡于秦火，总之没人传承。
此外，《孟子》去圣未远，还能见到晋《乘》楚《梼杌》，知它们和鲁《春秋》是一类，而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同样说明孔子《春秋经》与旧史有了本质区别。《荀子》：“《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把《春秋》视为跟《诗》《书》《礼》一样，承认它是具有教化意义的经类书籍，而非单纯的史书。
《春秋经》脱胎于《鲁春秋》，孔子的本质目的，是弘扬文武之道，拨乱反正，贤贤贱不肖，而非传播历史知识，所以《春秋经》是具有历史书属性的经书。这几乎是《春秋》经学最基本的共识，如果否定这一点……经学之路恐怕走不远，但这并不妨碍您能在历史学方面可以有很高的建树，事实上，古代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历史学家，但他们误认为自己是经学家，于是史学成就，反而被错误的身份认识压抑了，这是经学和史学两个领域的遗憾。

基础概念：“《春秋》之义，不只在今本三传中；公羊之义，不只在今本《公羊传》文中”
解题：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单一：文献缺失：《邹》《郏》二传失传了，三传师法绝于汉末，百二十国宝书让秦楚扬了，“口说”在传文中保留不全……
前两种情况，无能为力；第三种，靠《左传》《国语》等古书，清华简、上博简之类的事语，可以稍稍补充；口说，是本篇的重点。
“口说”到底存不存在?这是汉代以后每个公羊学生都要考虑的问题，有些前辈学者想不明白，不仅放弃了这块高地，而且在不该怀疑《左传》的地方发出质疑，导致两传皆失。后醒曾撰《由“莒人灭鄫”说“公羊口说”》小贴，大意是孟子、荀子、董生三位大儒，可因《春秋》（而且其文本、旨趣与《公羊传》接近）联系起来，如“春秋无义战”和“莒人灭鄫”都有不写进《公羊传》的“口说”，都在《春秋繁露》里有提及。
其实，《公羊》“口说”有更直观的证据，比如无经之传。《春秋经》的常规，每年春夏秋冬四时齐全，但有极少数的年份没有秋、冬，这本是最该发问之处，他该问孔子为什么删去此年的季节?是不是因为鲁侯犯了什么大错?但汉儒撰写《公羊》传文的时候，墨守着“经所不书，传不妄起”的成规，因为没有经文，传文就空过，只有在课堂上，才能从师傅那里听到这段“口说”。何休是十三经注疏作者中最古早的，他的《公羊解诂》也是汉代师法仅存的硕果，《春秋.昭公十年》无“冬”字，《公羊》不问，《解诂》曰：“去冬者，盖昭公取吴孟子之年，故贬之。”这可以视作何休继承师法的证据。但遗憾的是，古代某些《春秋》学家想不明白，认为必定先有经才能有传，反对“无经之传”（尤其用这种论调批评《左传》），他们重视《春秋》中不同文字的书法，却忽视了“不书”本身也是一种书法。
回到主题，三传不足以解《春秋》之义，今本《公羊》传也不足以解《公羊》之义。这要求我们广泛阅读，我常说：《公》《谷》是《春秋》的灵魂，《左传》是《春秋》的躯体。一个人失去灵魂，是行尸走肉；一个人失去躯体，是孤魂野鬼。即使肉体和灵魂都凑齐了，也不能直接上街，因为我们还需要衣、冠、带、屡，也就是《繁露》《国语》《史记》，经传诸子，两汉奏疏，历代注释……
最后，讲《昭公十年》无冬，说说这条“不书”有多厉害。
鲁昭公十九岁即位，三十岁才娶妻，这是不合常理的。或许鲁昭公此前已经有正妻，但在昭公十年之前过世，故昭公得以再娶，女方是吴姬，与鲁同姓，这对史官来说是个难题，《礼记.坊记》说：“《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说明史官伪造她的出身以避讳。
孔子的解决方案是，前后两位夫人都不进《春秋》。①再娶之女，孔子不书，掩盖了鲁昭公娶同姓的行为；②第一位夫人的卒、葬，孔子也不书，因为如果他写了，人们以为他娶的是异姓女，就完全不知道昭公娶同姓的事了。隐讳是为了给鲁昭公留面子，刻意保留痕迹，是为了告诉后人“我在这放了一块遮羞布，你们看完以后不要学鲁昭公。”

基础概念：几乎所有的《公羊》之义，都是双刃剑，既不该无条件信从，也不能全盘否定。
论述：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例
在君主专政时代，新旧交替之间，往往是最不稳定的时期，各方势力都想在谋算，有的想当新朝新贵，有的想打击异己，有的想自己上位，有的想勾结外国……总之，在新君即位之前，国家是极为不安定的。大邑商及其他古老部落也都的继承方式，比如兄终弟及，兄弟们轮流当国君，但小弟薨逝以后，该怎么做呢?给自己儿子?给年龄最大的侄子?给大哥的长子?还是给最会拉帮结派，换取支持的“贤”公子?还是用甲骨问问祖宗鬼神?究竟怎么做，才能让其他子侄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全部信服?
最终，嫡长子继承制成为华夏继承制度的主要方法，上至京师天王，下至列国士大夫，有家室者多为遵守，俨然社会主流。整体来说，嫡长子继承制是我国君主时期的重要发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公子争位、公族（王室）内斗带来的国力虚耗；且新君是正妻之子，前代的政治婚姻通过这一代的血缘纽带得以维持；如果嫡长子从小就被当做储君培养，掌握知识、政治观念和大局意识，也有利于国民宗庙。
《公羊传》是嫡长子继承制的铁杆支持者。宋宣公临终之际，将君位传给弟弟（宋缪公），宋缪公临终前，仍在感恩哥哥的慷慨，他力排众议，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冯驱逐到郑国，立哥哥的儿子与夷为君，是为宋殇公。与夷即位后的十年里，对郑国发动了十一场战争，最大原因，可能就是公子冯和他的支持者们一直存有怨恨，堂兄弟互相仇恨，为君位不死不休。最终，此事以华都弑与夷，迎回公子冯为结束。
《公羊传》：“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公羊子批评他把君位传给弟弟，导致侄子冯有了争夺君位的野心，后来害死与夷，成就宋国祸乱。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还可以再往下讨论一层：与夷的谥号是“殇”，未家而短曰殇。如果与夷二十岁被害，他在位十年，此前缪公在位九年，那宣公临终之际，与夷尚在襁褓。要求宋宣公把君位传给婴儿，是公羊拘泥原则，不懂变通之处。
《公羊传》是一部政治书，它为年轻的汉代提供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早期大师如董仲舒等，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实践它，这才把《春秋》推上圣经地位，孔子就此为圣人，儒家经学就此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根基（甚至《左传》能流传，也是因为蹭上了《春秋》的车，不过今天…多有持《左传》，弃《春秋》的），《公羊》的价值是被历史承认了的。但是，如同概念所说，它几乎所有的“大义”，以今天来看，都是双刃剑——大复仇之义的背面，是帮亲不帮理；美恶不嫌同辞的背面，开信口解经之风；批评尹氏世卿世禄，却拿不出选拔人才的方法…今人读书，最忌讳以偏概全，盲人摸象，又争吵不休，非要胜人一头，仔细而谦虚是读书之法，开阔而独立是思考之法，友善和尊重是交流之法，有此而已。

你就继续吞吧，早晚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