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全能型的学者日益成为不可能，知识整合似乎也不可能再以哲学体系的方式进行。于是，在一般社会公众的心目中，传统的哲学无异于空中楼阁，只有观赏价值而无实用意义。由此难免导致哲学的受冷落状态。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这是哲学回应现实的特有方式和功能。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自身独特的回应现实的方式，即它既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又密切关注现实，捕捉时代政治、社会、精神等各方面生活的内在脉搏，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超越性的建构，通过变换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来干预社会和人生，来帮助实现社会深层文化的跃迁。这种回应方式既使哲学与时代相适应，不断改变和发展自身，同时也使哲学超越现实，从而理智地影响现实的历史进程。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人文学科应该向大众提供“指南、阐释、慰藉、背景和道德框架”，不能只提出问题而不给出答案。一切有作为的哲学家都具有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是科学的指导者，是价值标准的确立者，是道德规范的颁布者，是人之良心的培育者，是心灵纷扰的解除者，是社会疾病的治疗者，是人类灾难的拯救者。

苏格拉底把哲学家比喻为“牛虻”，城邦虽然伟大而高贵，但由于臃肿，所以懒散迟钝，需要叮它、刺它，才能使其活跃起来。黑格尔视哲学为“最盛开的花朵”，是“时代的精神”，是文化的基础。
哲学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其实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几千年，恰恰在于它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而哲学在今天和未来要存在下去，它当然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
感性愉快是暂时的，理性愉快是持久的，哲学给予人的正是理性愉快。亚里士多德：“我认为幸福总带有愉快之感，而哲学智慧的活动恰恰是被公认为所有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这种愉快因其纯粹持久而更可贵。”柏拉图：“哲学是至高无上的文艺，谈哲学和听人谈哲学，对我向来是一件极快乐的事。”

任何一种哲学—一哪怕是近乎荒谬的哲学—一都离不开产生它的时代，或多或少地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都蕴含着那个时代的影子。时代现实首先是哲学认识和理解的对象。不先解决时代现实的解释问题，对时代现实的理性批判和内在超越也就失去了客观前提和现实基础，因而也就缺乏其应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对时代现实的批判，是在正确地理解和解释时代现实的基础上。
哲学对时代现实的把握始终是严肃、真诚、可信的理性分析和理性批判。黑格尔只看到时代决定哲学、支配哲学，哲学依赖时代、反映时代，他看不到真正的哲学是可以和时代相互作用的。哲学能够站在时代精神之巅，用理性之箭射穿时代现实的表层之雾，把握时代现实的真正本质，看到时代未来的发展方向。哲学作为人类理性沉思和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形态，自然带有时代特征，但它作为人类理性的创造形态，又必然体现着人类的创造性。
哲学具有艺术的灵性，还具有科学的理性。哲学和科学都表现为理性思维，它们的思维及其活动都遵守一般的科学理性原则。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其命题、理论都要有一定的可证实性。不管是哲学理论还是科学理论的建立，都要有严格的逻辑内在一致性。科学思维是尽力排除主观性来坚持客观性，而哲学思维是联系主观性来追求客观性。

哲学和艺术都要用尽量少的语言，最大限度地概括最丰富的思想感情，最本质的特征和规律。如果把人类精神文化划分为艺术和科学两大群类，那么哲学便是介乎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人类精神文化的灵魂。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在西方为一切科学提供真理标准，为一切文化提供观念和价值尺度。
人既有物质的、实在的、功利的要求，又有精神的、空灵的、超功利的要求。科学和艺术分别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的两极，它们在性质上是相互排斥、对立的，但对于人来讲又都是必需的。科学对人的物质实在的有限满足是通过艺术对人精神的无限满足来加以弥补；而艺术对人精神无限满足的非实在性又由科学对人的实在性满足加以补偿。
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统一，不是也不可能通过它们自身中的任何一方自行达到或完成，这就需要哲学的协调和导引。哲学对艺术与科学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双重存在的双重需要的协调。哲学作为一种纯粹思维活动，可以说是哲学概念、范畴、命题的运演过程。

哲学要立足于变化着的人类生活，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发展，在批判性地继承人类已有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为人类生活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并使之系统化，亦即构建理论价值体系。
智慧，就其本性而言，所指向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或如何过上幸福生活。追名逐利是一种智慧，但这种智慧是小智慧，只有关切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和总体状况、引导人类更好地生存的智慧才是大智慧。哲学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存智慧之学，其根本使命就是要告诉人类如何有智慧地生存，引导人们着眼于生存的终极目的和总体状况来反思生存、谋求生存，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
哲学是通过说理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表现的方式，得出道理。说理最基本的要求，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把对方当做一个有理性的人。自古以来的哲学，都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科学与技术是求新，要有新发现、新发明。哲学没有唯一标准的答案，不同的答案从不同方面提供智慧，或者相互补充，可以拓展思维和眼界。

中国传统哲学表达着民族的自我认同，承担着人们生活意义的支撑与根据。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生存样式的危机相伴随，中国传统哲学的地位和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危机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难以对迅速变动的中国现实生活作出充分的理解和阐释。
传统哲学虽然曾经与传统社会水乳交融，但在变局面前，它已经失去了社会制度与生活基础的根据，因而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传统哲学已难以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充足的思想资源与引导。

思想及其哲学虽然也会发生某种安闲、停滞、空虚、失重的现象，但决不会因为无事可做而变得多余。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相异与相争，造成了生活中的蔽与弊，从而使思想的存在具有了必然性和必要性。
哲学也会陷入遮蔽，出现弊病，并且，哲学的蔽与弊有着更广更深的危害。那么，哲学拯救的希望和出路何在？哲学拯救的希望和出路，归根到底，正是它赖以诞生的生活世界。生活的世界是蔽与弊的渊薮，但也是真理和价值的故乡。
生活世界里涌流着的奇思妙思、生发着的人情事理、汇聚着的时代精神、进化着的生存之道，便是哲学得以康复得以新生的药物、食粮与血液。生活的世界是自我展开、自我扬弃、自我提升的开放系统，因为生活世界的主体是实践的人，实践的人总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凭借自己的大脑和双手为自己开辟生活之路、拨亮生活之光。

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它对当代人类的巨大的生活价值，就是对时代性的“意义危机”做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
哲学，必须以炽烈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使命感去求索生活世界的“意义”。哲学，决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达”、“总结和概括”，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思和表征”、“塑造和引导”。
哲学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新问题的新的求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西方人认为哲学之于人生，就像罗盘之于航海，让你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当一种所谓哲学已无法回应民众现实的精神生活因而失却其精神和文化内涵时，它所剩有的便仅是一套空洞的言词。哲学之意义，在于消解此诸分化之幻、之执、之蔽，而显此精神、人格整体之“真”实。在高度分工分化的现代社会，哲学的理念与民众意识之联系，更需要文学、艺术等文化样式的中介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是植根于民众意识深层的传统精神之概念表现。文化的核心是其价值观念和价值实现的方式。一种文化理念的提出，必须能够体现民众日常生活之道。所谓“哲学的无家可归”和“民众意识的无依无靠”，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是当前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
哲学家不仅是智者，是有学问的人，而且是贤人，哲学即是他生活、生存之方式。社会的分工、学科的分工，使哲学从“业余爱好”变成了哲学家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在科学飞速发展，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哲学家不再可能象古代那样统览人类全部的知识成果。

不进入大学的哲学系和研究机构，再无法成为哲学家；谋生的需要又使个体的生活领域和心灵空间日益狭窄。哲学成为专业哲学家的专利，现世的繁忙不再允许世人去“务虚”。专业的哲学家也不再是贤人、圣者，哲学家对其理论不必身体力行。哲学脱离生活，导致了它对人的精神现实解释力量的缺乏。
有人说，哲学家成了一个既人不我知，又殆乎互不相知的“一群”。中国当前的哲学状况可以一言蔽之：哲学的“无家可归”与民众意识的“无依无靠”。中国现代自“五四”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反传统。“穷怕了”的民众理直气壮地追求金钱和感性情欲的满足。
思维方式、人生境界与价值理想是人生命发展过程中三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方面。思维方式代表着人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的“知”的方面，只有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人才能真正认识自我。人生境界代表着做人的水准和高度，体现着为人所独有的人格尊严与生命力量，只有通过哲学，人才能自觉地不断超越“昨日之我”，走向人格发展的新层次。

相对于常识，“科学”是一种显著具有创造意义的人类活动。科学对人类生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以知识体系的形式不断地变革人类的世界图景，也不仅在于它以思维方式的形式不变地变革人类的理论思维，而且在于它以价值规范的形式不断地变革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与否，几乎成为人们判断一切的终极性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与科学相比，“艺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对人类的生活价值，似乎既是无处不在和显而易见的，又是可有可无和模糊不清的。艺术的现代“意义”，需要“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现代哲学——的批判性反思。

哲学为人所提供的是一种乐观向上、刚健有为的人生意境。人的生命应该是脚踏大地同时又放眼未来，既尊重历史又不失开拓、创新。哲学的作用是促进人的价值实现，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动物的生命是单一的，自然生命就是其全部的生命。因此，对它而言，重要的是满足其生物的本能需要，其全部生命历程就是本能需要的“匮乏”和“满足”不断交替的过程。
也就是说，动物的生命变迁只具有“量”的扩展与“外延”的延伸的意义，谈不上真正“质”的提升和跃迁。与此不同，人的生命不会停留在这种“量”的重复上，它始终要求自己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去追求与现存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人关注的不是量的满足，而是“质”的提高与升华；不是“外延”的延伸，而是“内涵”的丰富。追求生命质量、创造生命内涵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把提升生命质量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这一本性必然内在地要求人去获得关于自身的自觉意识，反思所能达到的人生境界，设计未来的价值理想。

只有通过这种“获得”、“反思”、“设计”性活动，人才能真正完成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使命。而承担这种“获得”、“反思”与“设计”性活动的，不是别的学科，正是哲学。
哲学是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所形成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与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和所思考的人类性问题密不可分。
对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总是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又是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个人的体悟和思辨，与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与时代的特征和潮流，是密不可分的。就此而言，全部的哲学都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

冯友兰：“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求理想的生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儒家哲学精神所在。”冯友兰进一步提出，“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