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25 莹然万里 电视剧团圆饭
作者:莹然万里
一、返归,投奔
时值年冬,徐纪周端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团圆饭》,用一腔热血江湖的豪情烹煮着底层人间的苦辣酸甜,苦情的内核经由鸡飞狗跳的“喜嗨风”包裹,便汇成一股悲剧人生的喜剧式与喜剧式小谐谑中的悲怅滋味,淋漓呈现了底层群落在社会急剧变化当中所遭受的剥夺与苦难,并将其糅合为一度久违的中华亲情剧。回瞻中可见,20年前盛行的“分享艰难”那一大脉络亲情剧之于中国社会空前重要的超载功能,而今,当新诗意现实主义的《团圆饭》以一种时代担当的名义再度登场,无论返归还是投奔,都将挟裹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图,以多重意义上的进入成为当代家国认同间繁复关系的又一例证,并在时下再度重倡了中国人尤为看重的“家国”特质,显现了一种文化象征意义以及新时期文艺所召唤的温情朴素的价值观。
家,现实的代名词,秩序的代称,充满了世俗情趣的《团圆饭》算得上一部社会寓言式作品。在叙事人和宋家人交错的视点中,它用醇厚温甘的人情味和麻辣“喜嗨”的噱头解构了一个关于爱与成长、放逐与回归的道德伦理故事。长兄为父的“大哥”是残漏之家的顶门立户者,其收编一众弟妹的回家之路,正是勾连不同空间层面的理想方式,而后借着身心叛离的问题少年、精英人士等一一回归作为当代问题来切入,最终流落在外的不肖儿女饱含负疚感恩之泪重返父母之家,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大和解,也即社会语境中主流社会对叛逃者的受降式,是日常秩序深刻铭写的一个真正的“大团圆”。
“团圆”使得分崩离析的一家人获得了一处天顶、一份彼此相依的生活,更或是重生的可能。这与其说是幸福,莫若说是满足更为恰当,此间并无“求全”的奢念,仅仅满足了“团圆”这一中国人的微末心愿,并且退一步也未必就能海阔天空,但那即是平常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人生为宗教的中国人信仰的正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通常没有缤纷的理想主义图景,它总是龌龊而丰满、肮脏而迷人,正如《团圆饭》镜头之下呈现的风格化特征。一部有深度的叙事作品首先是一种风格,语言还在其次,它巧妙采用了建筑取景来完成影像构图和意义表达,不少重要的镜头都被加挂的滤色镜改变了其自然色彩。色彩重浊的滤色镜下是趋向于同一的、非饱和的环境设色,与这种风格同在的,是影像主题呈以酷烈而怀旧的场面调度,赋予了这部剧作且激奋、且忧患的独特想象,或许也是对于一个已逝去,甚或已被遗忘的一个时代奉上的一份薄奠。
然而试图复活一种前现代城镇记忆的温意不可能柔化叙境中的寒冷。描绘底层群落的现实困境以及展现赤裸到狰狞的底层社会风景,也即通过个体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特定遭遇秘而不宣地发出“有谁过得幸福”的叩问,那不是贯穿全剧的带着摇滚风格的痛快作乐或作恶便能遮饰。而素以战争剧见长的徐纪周自《团圆饭》始进入人伦的书写,却依旧张扬着延滞的青春期心态,其旨在呈现的也许并非一部喜剧或者悲歌,更似在一幅鲜活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市井图态中探寻某种混沌模糊的超载类型。那或是过去悲悼意味与狂欢精神的叠加,或是渐趋圆熟的叙事模型与丰富斑驳色彩的淆织,亦或许,内中还有一种他无法释怀的萦回的怀旧以及无法自圆其说的精神蜕变……一如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山寨版“英雄本色”式的开局。激越张扬的侠骨豪情、个体自我意识的塑造、极具写实色彩的细节与不循常规的戏剧性合谋成为一个躁动的叙事空间,而这,似乎已可打上徐氏风格的标记。不论是战争剧还是家庭剧,他的人物永远有着反叛的基因,却只能是一种秩序中的辗转,其痛苦的嘶号也源自对理想秩序的呼唤,这也就决定了他永远不会粗鲁、决绝、肆无忌惮,而至多是“喜嗨”一下。

作者:莹然万里
一、返归,投奔
时值年冬,徐纪周端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团圆饭》,用一腔热血江湖的豪情烹煮着底层人间的苦辣酸甜,苦情的内核经由鸡飞狗跳的“喜嗨风”包裹,便汇成一股悲剧人生的喜剧式与喜剧式小谐谑中的悲怅滋味,淋漓呈现了底层群落在社会急剧变化当中所遭受的剥夺与苦难,并将其糅合为一度久违的中华亲情剧。回瞻中可见,20年前盛行的“分享艰难”那一大脉络亲情剧之于中国社会空前重要的超载功能,而今,当新诗意现实主义的《团圆饭》以一种时代担当的名义再度登场,无论返归还是投奔,都将挟裹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图,以多重意义上的进入成为当代家国认同间繁复关系的又一例证,并在时下再度重倡了中国人尤为看重的“家国”特质,显现了一种文化象征意义以及新时期文艺所召唤的温情朴素的价值观。
家,现实的代名词,秩序的代称,充满了世俗情趣的《团圆饭》算得上一部社会寓言式作品。在叙事人和宋家人交错的视点中,它用醇厚温甘的人情味和麻辣“喜嗨”的噱头解构了一个关于爱与成长、放逐与回归的道德伦理故事。长兄为父的“大哥”是残漏之家的顶门立户者,其收编一众弟妹的回家之路,正是勾连不同空间层面的理想方式,而后借着身心叛离的问题少年、精英人士等一一回归作为当代问题来切入,最终流落在外的不肖儿女饱含负疚感恩之泪重返父母之家,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大和解,也即社会语境中主流社会对叛逃者的受降式,是日常秩序深刻铭写的一个真正的“大团圆”。
“团圆”使得分崩离析的一家人获得了一处天顶、一份彼此相依的生活,更或是重生的可能。这与其说是幸福,莫若说是满足更为恰当,此间并无“求全”的奢念,仅仅满足了“团圆”这一中国人的微末心愿,并且退一步也未必就能海阔天空,但那即是平常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人生为宗教的中国人信仰的正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通常没有缤纷的理想主义图景,它总是龌龊而丰满、肮脏而迷人,正如《团圆饭》镜头之下呈现的风格化特征。一部有深度的叙事作品首先是一种风格,语言还在其次,它巧妙采用了建筑取景来完成影像构图和意义表达,不少重要的镜头都被加挂的滤色镜改变了其自然色彩。色彩重浊的滤色镜下是趋向于同一的、非饱和的环境设色,与这种风格同在的,是影像主题呈以酷烈而怀旧的场面调度,赋予了这部剧作且激奋、且忧患的独特想象,或许也是对于一个已逝去,甚或已被遗忘的一个时代奉上的一份薄奠。
然而试图复活一种前现代城镇记忆的温意不可能柔化叙境中的寒冷。描绘底层群落的现实困境以及展现赤裸到狰狞的底层社会风景,也即通过个体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特定遭遇秘而不宣地发出“有谁过得幸福”的叩问,那不是贯穿全剧的带着摇滚风格的痛快作乐或作恶便能遮饰。而素以战争剧见长的徐纪周自《团圆饭》始进入人伦的书写,却依旧张扬着延滞的青春期心态,其旨在呈现的也许并非一部喜剧或者悲歌,更似在一幅鲜活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市井图态中探寻某种混沌模糊的超载类型。那或是过去悲悼意味与狂欢精神的叠加,或是渐趋圆熟的叙事模型与丰富斑驳色彩的淆织,亦或许,内中还有一种他无法释怀的萦回的怀旧以及无法自圆其说的精神蜕变……一如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山寨版“英雄本色”式的开局。激越张扬的侠骨豪情、个体自我意识的塑造、极具写实色彩的细节与不循常规的戏剧性合谋成为一个躁动的叙事空间,而这,似乎已可打上徐氏风格的标记。不论是战争剧还是家庭剧,他的人物永远有着反叛的基因,却只能是一种秩序中的辗转,其痛苦的嘶号也源自对理想秩序的呼唤,这也就决定了他永远不会粗鲁、决绝、肆无忌惮,而至多是“喜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