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中国4次一一第一次是在1987年2月。为了掩入耳目,我常常取道别的亚洲国家。比如,第一次去中国,我先安排去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然后再去中国。我的参谋班子的一些成员劝我在路上乔装改扮,使用假名,但是我觉得遮遮掩掩愚蠢得很。如果被发现了。我的伪装只会引起别人的猜疑。我觉得最好一切都显得正常。于是,我就乘坐自己的专机,同正常的美国机组人员一起飞抵中国。但是我却放出口风,为了劝阻中国不向当时正在同伊拉克进行旷日持久战争的伊朗出售武器,我亲自去中国购买轻武器。诈术简单但是有效。
计划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我决定中途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停留。我和陪同我的军官们都在利雅得英国大龘使馆申请到了签证。离开王国前夕,我参加了一次为一位来访的英国大臣举行的午餐会。当英国大使祝我“购物愉快”时,我被逗乐了。显然,他以为我就要启程去中国了。
我在香港偶然遇到了巴林的埃米尔,他问到我此次访问的目的。我回答说,我正在度假。但是由于车上坐着那么多的沙特将军,他不大可能会相信我。无论如何,他很有礼貌,没有再追问下去。
碰巧我同中国的谈判出现了问题,于是两名中国代表从大陆一路赶来与我会面。我们约定在我下榻的饭店客房里会面,而他们则拐七拐八地绕道而来。我们低声交谈,为了不被偷听,我事先还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房子清查一遍,看看有没有窃龘听器。中国人做得更绝。中国代表到达时,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沉重的雨伞,尽管天气看起来用不着带伞。当其中一个人递给我一份文件阅读时,另一个人走上前来,撑开他的伞,然后,使我惊奇的是,举在了我的头顶上。伞里衬着像是铝箔的东西,原来,它是用于使文件避开任何窥视的电子眼的。我不想参加这场容易被人一眼看穿的把戏,就把文件藏了起来,后来在卧室里把它仔细读了一番一一这回是在被子下面。
在旅行中,我经常需要同在利雅得的苏尔坦亲王通话。但是,该怎么做才能既打上电话而电话又不被截获和监听呢?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应急办法。走出我下榻休息的香港饭店后,我会走进任何一家偶然路过的饭店,开个房间,在公开线路上用密语向沙特阿拉伯打电话,然后立刻退房。
在中国,与我接触的入主要是杨尚昆。
在中国,与我接触的入主要是杨尚昆,他是政治局委员,还是由邓龘小平亲自担任主龘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强大权力机构的第一副主龘席。杨尚昆烟瘾很大,对细节的记忆力无懈可击,当时负责监督重要的对外武器出售事宜。他后来在1988年成为中国的国家主龘席。
就像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尽力把中国谈判人员的访问保密一样,在北京,中国人也把我的到访秘而不宣。尽管我被安置得舒舒服服(我得知,我住的别墅在我走之后将用于招待美国国务卿),但是从来不允许我步行外出,而总是坐着轿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各个约会地点,即使会谈地点近在咫尺。中国人至少同我们一样,想把整个项目置于保密之中。
随着讨论取得了一些进展。杨尚昆安排我去参观一个中国导弹基地。观看装有核龘弹头、由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动的处于作战发射状态的DF—3导弹。他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享有如此殊荣的外国人,而基地上的军官和士兵们脸上的惊诧表情看起来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他们的军事职责以外一一这些职责他们完成得很出色一一我注意到中国士兵们还播种子、收庄稼、放养家畜。照我的理解,他们在每个军事基地都这么做。一句话,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自给自足。
在那些访问中,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谈判方法有了很多的了解。他们都极其爱国,竭尽全力为国家效劳。每次会议前,他们都精心准备,因而能够对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详细进行回答。看起来好像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他们似乎从未对讨论感到厌倦,可以连续讨论好几个小时。他们的班子纪律严明:除非组长要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言,没有一个成员会开口。事实上,中国人是如此训练有素,以至于不容易发现他们在陈述中的任何弱点,也不容易觉察到他们愿意作出灵活处理的地方。他们被证明是顽强的谈判人员,只有在我们设法使他们相信,我们绝对坚持自己的立场时,才会作一点让步。我手中对我有利的王牌是他们明显渴望我们用现金结算一一我以尽量对我有利的方式使用了这张牌。我得出的结论是,同我打交道的中国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作出相应的计划。我相信我们赢得了彼此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