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堪称流亡海外的先驱。五十多年中的不断丑化和扭曲，朱熹在他的故国似已无立足之地。而在海外，朱子学却正绚烂。钱穆、牟宗三、陈荣捷诸先生自不用多说，俺平日所见，欧美的土著们的朱子专著也越来越多了。若往前追溯，西方先贤莱布尼茨的思想受朱熹极大的影响，这向来被视作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美谈。在莱布尼茨死前一年，在《论中国哲学》中表达了他直到暮年仍然尊崇和向往中国的朱熹等理学家那种思想开放独立思考富有思辨的品格和崇尚理性的信念。斯宾诺莎和朱熹的关系，Brucc的书中有有趣的论述，而Graf的考证有些穿凿附会，简言之，过于夸大朱熹的伟大了。孟德斯鸠最著名的《论法的精神》是在中国留学生黄加略的协助下完成的，论者多由孟氏的《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对话》看出他受朱熹思想的影响。而伏尔泰推崇朱熹理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赞颂中国的儒教与理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中称，在中国“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欧洲的政策必须以中国为模范”。西方的启蒙者在朱熹那儿获得了精神源泉，中国的治国者却将朱熹立作大批判的靶子。俺只能说西方的先贤们瞎了眼，他们不明白革龘命与破坏，才是中国人的美德。
不想写朱子评论朱子行状这类的东东，没那个本事，而且这种迂腐的东西也不会有人看。只想把泼在朱熹身上的脏水略微清理一下。


　1、朱熹和严蕊
这大概是朱熹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最有名的故事了。这不奇怪，中国人的八卦精神和八婆精神，向来是天下无双的。这个故事最早在洪迈的《夷坚志庚》中虚构：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虚构之一：朱熹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的，严蕊那时被唐仲友送到老家黄岩包养，八月上旬才由黄岩缉拿归案，八月十日唐的亲家、宰相王淮即将朱熹的停职。当时的记录都表明严蕊一直系狱在本州，由通判赵某问案，所谓“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完全是扯淡。虚构之二：后来的词家已经考证的很明白，这首狗屁卜算子是高宣教所作，高是唐仲友的表弟，是一位喜爱乘坐高级轿马出入妓院的时尚青年。虚构之三：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从未作过浙东提刑。事实上岳霖和朱熹的私交非常好。朱熹的父亲因反对和议，遭秦桧贬斥而死，和岳霖可谓同仇敌忾。岳霖也信奉理学，他俩的政治理念和哲学信仰都接近。岳霖之女嫁陈俊卿之孙陈址，而陈址拜朱熹为师，在古代，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了。
　　事实是，那一年浙东大灾。因为此前朱熹在崇安县处理饥荒极有办法，并创立了社仓，在南康军任上也政绩斐然，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仍觉得朱熹是处理大灾的理想人选，派他去赈灾。七月二十三日，朱熹巡行到台州，发现了宰相王淮庇护下的知州唐仲友的贪污王国。唐贪污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让税警交龘警衙役等多收钱收大钱，台州两年内有二千多民户破产，死于狱中百余人；二是公款充私，官家的库银就是他家的。唐仲友干的最有创新意义的一件事是官鸡勾结以残民，当时台州名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均被唐私下包养，而这些名妓又为虎作伥，恃宠残害小民。（关于名妓严蕊的伟大事迹，束景南教授考证的极详细。）呵呵，现代派的官和现代派的鸡，唐是一个贪官兼嫖客、文人又流氓的人物，在今日的中国似乎不难遇到。
　　朱熹的可恶之处在于不懂得做人要厚道，前后六次弹劾唐仲友，终于只能灰溜溜的回家卖红薯了。
　　政治上学术上朱熹均是洪迈的大仇人，而唐仲友是洪迈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洪写《夷坚志庚》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在庆元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这一时间很值得关怀，因为这一年朱熹被政龘府封口，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在家中接受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迫害。此前洪迈主修国史时肆意篡改历史，被朱熹多次批驳，洪迈就在朱熹不能发声时来诬陷了。洪迈中伤朱熹，是必然的事，两人结仇很久。不仅是学术上有分歧，道德上也对立。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宁死不屈，在金国度过了十五年流放生涯。但虎父犬子，洪迈后来也使金，竟至于下跪乞怜求生，天下传为笑谈。他早年依附汤思退（秦桧的亲信，秦死后掌权，延续了秦的那一套），后是王淮的得力党羽，为清议所鄙视。朱熹似乎也特别痛恨洪迈，在陈俊卿的墓志铭中直斥洪为奸佞小人，这样的墓志铭古今罕见。


3、朱熹的天理人欲
后世对朱熹批评最为激烈的，首推戴震。戴氏认为程朱理学将“天理”和“人欲”对立割裂开来，灭绝人欲，“以理杀人”，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对理学家的抨击，影响极大，有其合理之处。但理学家有没有以理杀人呢？陈荣捷先生的回答是理学家并没有以理杀人，也不主张禁绝人们的正常欲求。他说：
　　戴震痛击理学，一则曰理学家“如有物焉”，再则曰理学家以理杀人，三则曰宋儒主张绝欲。查理学家未尝言理如有物。清朝皇帝利用理学以责人而铸成残酷大狱则有之，惟理学家未尝以理杀人也。程朱之书，不见“绝欲”之词。朱子曾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然此即是“明天理，灭人欲”，不外扫除私欲以明天理，非男女饮食之欲皆灭尽也。（《朱子新探索》）
　　朱熹所谓的“人欲”就是私欲，就是不正当的、过分的要求，朱熹所主张的，是抑制饮食男女不正当的私欲。饮食男女如得其正，便是天理而非人欲(人之私欲)。人的欲求若无节制，便流入与天理相对的人欲中去了。陈荣捷引用了大量朱熹自己的说法来证明朱熹并不主张灭绝人欲。如《朱子语类》中“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 但为外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食。......此道心之正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在俺看来，朱熹说的“天理”，首先是主要是指自然、社会及人类个体思维的法则或规律。朱熹说：“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何谓“心之本然”?他说：“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但为物欲隔塞，故其广大有亏；本自高明，但为物欲所累，故于高明有亏。”人们如果按照“天理”进行思维，亦即按照心灵本身固有的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则“心自广大”，即人心自能反映广大的客观世界，而且“高明”透亮，清楚无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为物欲所“蔽塞”所“系累”，那就不能按照“天理”，亦即不能按照“心之本然”，亦即不能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那就会走入邪门歪道。因此，所谓“心之本然”，就是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实际就是保持心的理性思维作用，既不为物欲所蒙蔽，亦不为感性知觉所干扰，从而能真正格物穷理，认识事物的规律或法则。这也是西方哲人们一再在朱熹的思想中看到的伟大之处。
　　“天理”，是大自然发展之规律，是社会伦理法则与道德规范，“人欲”是人类个体的欲望。在俺看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条普适的真理，在尽力破坏自然资源尽力破坏伦理道德的今日尤其难能可贵。虽然在这个社会，朱熹注定要被抛弃了。


5、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 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朱熹崇尚个体需要遵从社会伦理道德与法规是相悖的。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顾炎武以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而清末的“乱党”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
　　今日而言，考察个性自由与社会本体、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仍然是很微妙的事，我们或许还能嗅出几分朱学或王学的味道来。


7、朱熹与科举制度
明清科举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文章的格式则为八股文，而思想必须严格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因此就有了一种误解，以为朱熹是实行科举制尤其是八股取士的罪人。这种误解的历史似乎不是很久，竺可桢先生1946年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说得明白：“至于时文八股的束缚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阴，的确与中国科学的不能发达有相当影响。但从两宋到明清凡是有识见的人，从朱晦庵、文文山，到顾景范、袁子才没有不痛恨科举，鄙弃时文的。”
　　是的，朱熹痛恨科举制度......
　　朱熹对科举和时文的抨击，散见于他的文集。在《朱子语类》中，“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科举累人不浅”这样的话累累皆是。他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时，本想加一门“说科举坏人心术处”，因吕反对而作罢。
　　朱熹自己的科举经历也很有意思，绍兴十八年二月19岁时省试中举，同年四月考取进士，但他当时几乎只看佛学书。尤焴（尤袤之孙，尤袤是朱熹最相知的同年。）《题大慧语录》记其事：“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刘子翚），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次年登科。”（《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
　　朱熹后来承认他中举的文章乃是从僧人那儿听来的学说演绎而成（朱熹自己说他中举的文章是胡说，：)），而非儒家的经典：“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朱子语类》卷一百四）他的弟子曾问他如果省试失败当如何，他答会放弃科举：“问：‘先生少年省试报罢时如何？’曰：‘某是时已自断定，若那番不过省，定不复应举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七）查束景南教授的《朱熹年谱长编》，朱熹在应试期间整日都在各大禅林寺院寻师问友，似乎并没有把科举放在心上。
　　

　10、《朱元晦的最后》（徐复观）
【抄录徐复观先生的杂文《朱元晦的最后》最后几段，原文载《华侨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廿一日】
与“直”相反的“私曲”，是顺从政治中最高权力的好恶而扩展的。最高权力力者喜欢人顺从、恭维，所以他需要私曲之徒在他的左右，以满足自己隐瞒、装饰上的要求。而私曲之徒，只有搭上最高权力者的线，才能达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并且他的歪理、谎言，可凭最高权力，使其风靡天下，以扩大他的邪行，增加他的私利。在这种情势下，谁敢讲一句真话，谁人便会立受不测的奇怪祸。
　　庆元六年五月，赵汝愚被逐时，元晦以自己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之祸，子弟诸生极力劝止，不得已，乃焚稿作罢。当时还有人劝朱元晦应采“其默足以容”的态度，不要再说真活。朱元晦答复说：“只是不去击鼓说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不敢说。”
　　他老先生由此体验到，由与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谎言、歪理，压倒了整个政治社会，使整个政治社会，都要跟着说谎言歪理，这是人类最大的黑暗。要从最大的黑暗中转出一线生机，便只有人能不顾私人利害，肯讲些真话，这即是他所说的“直”。但当时虽然没有今日特务的厉害，这一点也实在太不容易了。而最大黑暗积累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民族的毁灭。断乎没有不断的集体说谎、说歪理而能生存下去的。于是他的良心，逼使他仅余的生命底力，说出“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的话，把“直”的意义，提高到这样高的地位。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会是很微弱的；因为他的生命，已到了死的边缘。但这是震动天人作狮子吼的一句话。
　　我们中国之可悲，是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许面对最大最彰明显著的罪恶敢讲一句真话。一个犯罪者所编造的谎言，在最高权力者明示或暗示之下，必使它成为千千万万人的共同谎言，于是把千千万万无辜的人也变成犯罪者的共犯。中华民族要翻身，必从有一席之地能允许人敢讲真话开始。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朱元晦说这种话的真实意义。


难得的正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