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

民族英雄，是一种令人景仰的光荣称号，多用来作为桂冠以颂扬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曾为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大人物。一旦获得这个称号，他们的名字便可彪炳青史，经久不衰，成为后世尊崇的偶像、仿效的楷模。
一
回顾历史，人类的发展历程漫长而坎坷。人猿揖别伊始，满目洪荒，文明初启。面对悠悠万物复杂的玄机，我们的祖先们是那样的蒙昧而充满困惑；面对大自然的肆虐和野兽的侵袭，他们显得是那样的卑微与弱小。他们挣扎于种种威胁的旋涡，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幻想着能有一种神奇而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助其于落难之时，救其于危险之境。久之，“神灵”便应运而生。在此时期，“万物有灵”，“众生皆神”，世间的一切均有成为神灵而被人类膜拜畏惧的资格。而各方大小神灵形象各异，本领不一，但都具有人类不可抗拒的威力，是一种人类无法企及的境界。先人们对其祭祀惟恭，万分虔诚，以期换得神灵的保佑与帮助。这种需求和愿望代代相传，各种“神话”便层出不穷并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宗教的诞生。其实，这些神灵皆出自人类自身无以伦比的想象能力，是其美好理想和内心恐惧具像化的产物，是天地万物人格化的结果。而宗教则是对神灵崇拜的固定化、系统化和程序化的产物。正象儿童想象力胜过成人一样，人类的童年时代也是充满了浪漫的气质。这个漫长的时期被称作“神灵时代”，这是所有的早期人类集团都曾经经历过的昨天。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能力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社会组织日趋严密，由原始人群而血缘家族；由部落而公社，群体优势日益张显。而作为群体首领的翘楚人物，以继承前辈知识、经验和集中群体智慧、力量的双重优势，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日益受到群体普通成员的尊敬与景仰。一方面是他们挟神灵以自重，以神灵化身或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是出于蒙昧和现实需求的双重原因，社会普通成员视其领袖为准神灵而顶礼膜拜，并将命运交与其手，以求获得庇护，求得安全。这些部族领袖即是日后所谓“英雄”的雏形。他们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划时代变化的开始，是从“神灵时代”向“英雄时代”过渡的标志。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神灵与英雄身份的界定是模糊不清，难以区分的，他们的业绩均可寄托人类的追求与愿望。试以中国古代神话集《山海经》为例，“夸父逐日”表现了先人为追求光明而不惜生命的执著；“精卫填海”表现了先人为拯救同类而持之以恒的韧性；刑天断首表现出先人与敌搏斗时不可征服的勇气。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似人而似神，其有人之情感，人之意志，而又具有人所不及之生命力，是兼有双重属性的复合体，是典型的人神合一的过渡形态。另外，三皇五帝等传说中的人物大抵皆可划入此范畴，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文明形式的代表、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
真正意义上的英雄时代，应是文字出现后的产物。此时的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水平已创新高，对神灵之膜拜虽因思维惯性和时代局限等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英雄人物已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以《三国演义》中“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对英雄的诠释为例：“夫英雄者，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其意旨不难领会，即英雄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但又绝非凡人所能为之。这就说明，此时我们的先人已懂得自己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这种掌握是通过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来实现的。他们乘时而兴，建功立业，定国安邦，继往开来，为人所不能为，从而赢得应有的尊敬甚至崇拜。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都有各自推崇的英雄，而各民族对英雄的推崇方式、程度亦因社会具体情况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异。
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悲壮坚韧、英雄辈出的民族，人民对英雄的推崇与热爱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之中，这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历史上任何民族及其成员都命中注定了其只能生存于自身无法选择的既得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运用当时其所能掌握的知识进行思考，在历史的惯性体系内运作。因此，一个根植于某个民族心灵深处的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往往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需求，时代的呼唤。中华文化体系中英雄崇拜情结的根深蒂固，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神灵”从未青睐过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所以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要靠自身的努力来拯救自己。从春秋时期儒家鼻祖孔子“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言论中即可领悟出中华文化体系的远神灵、近人事的价值取向。“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就可确定孔子于两千五百年前便清醒地认识到“神灵”并不存在；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命题则表现出这位先哲因对人事的关注而无暇顾及那些虚无飘渺之物。这种价值取向因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客观上加强了英雄崇拜在中华文化体系之中的地位。既然不能企求于神灵，又须面对种种艰难险阻，唯一可仰仗者便是自身群体中出现英雄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