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在沈阳成立，代号601所，宋文骢任该所气动布局组组长。1964年10月9日，米格-21飞机改进、改型预备会议在601所召开，但只开了几天便进入了僵局——原有的单发方案因发动机问题难以落地，就在此时，有人向副院长徐立行提起宋文骢的双发“歼7综合改进方案”，徐立行在了解过之后，决定让宋文骢连夜赶工一个模型，在第二天会上详细讲解。10月15日，会议继续。据时任601所所长刘鸿志回忆：当天的会议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宋文骢同志提着一个赶制出来、尚未上漆的木质双发飞机模型到会上，被人们笑称为“烤鸭”。
然而，随着宋文骢汇报的深入，慢慢地，与会者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对新机设计的构想，最可贵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他的方案虽别出心裁，却具有相当强的操作性。当宋文骢汇报完后，整个会场一时竟陷入了沉寂——多数人已经领悟到这只“烤鸭”的分量了。科学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它只以事实和真理作为依据。在真理和现实面前，无论你是赫赫大家，还是无名小卒，大家都是平等的。宋文骢的双发方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被大家一致认可，大家认为：采用单发方案势必出现久等发动机的被动局面，因此不如先上双发方案。会议最终决定，新机采用“两条腿走路”，先上双发方案，后上单发方案，这就是后来的歼8和歼9。1965年4月，《“双发”新型战斗机战术技术指标的报告》被批准，并正式命名为歼8。这里有个小插曲：对歼8飞机设计做出突出贡献的宋文骢，在生产图下厂时，代表设计室在全所誓师大会上发言，他充满自信地讲道：“相信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新飞机飞翔在塔湾上空（601所所在地）！”但由于宋文骢的云南口音浓重，台下的听众把“飞翔在塔湾上空”听成了“飞翔在台湾上空”，顿时激昂的欢呼起来。
1978年6月，当时的三机部决定对歼7进行大改，确定由成都所与3个兄弟单位共同成立歼7飞机大改系统工程设计室，由王南寿任第一总师，这便是歼7Ⅲ飞机。
然而不久后，就有人提出异议，要把“参照设计”的指导思想改为“全面测绘”，导致设计工作无法进行。1979年底，王南寿调往北京工作，歼7Ⅲ的研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窘境——而当时，整个中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也同样处在对国外同行“望尘莫及”的窘境中。
1981年10月，时任成都所副所长、总设计师的宋文骢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歼7Ⅲ型号总师。“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文骢的心中浮现了隔壁武侯祠墙上镌刻的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句子。
重任在肩。追赶，成了宋文骢那代航空人的使命。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无疑要靠自主创新来实现。
宋文骢在谈及歼7Ⅲ的研制工作时曾说：“在搞这个型号时，我就意识到，我们是在搞一代全新的飞机，要赶上别人大量装备的第二代飞机，这和过去有质的不同。既然是这样，我就首先告诫自己，也告诫搞设计的同志们，全过程必须按自行设计进行。”
这并不是宋文骢第一次搞创新，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带领成都所研制歼9之时，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便已有体现。
其一是“鸭式布局”。这一布局，不但在我国没有先例，就是美苏等航空技术先进国家也没做过。宋文骢的老同事谢品曾说：“当时国际上类似的设计只有瑞典的萨博-37，但它那个鸭翼是‘死’的，我们这个是独创。”
其二是“拦射武器系统”。当时，航空技术先进国家已经向“超视距空战”转变，但中国同时代的战机在设计时仍然使用机炮作为主攻武器。当时的宋文骢团队敢于在研制歼9的过程中，则为其配套研发“拦射武器系统”作为作战的主要武器系统。作为后发国家，这是中国探索“超视距空战”的重要一步！